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

　　朱明赠送照片：“我同她（江青）不一样”

 

　　三个月后，在经历过林老逝世的悲痛，请求土葬及油画像种种波折之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警卫局领导得到上级指示：林老去世了，对于他的夫人还是要照顾好的，毕竟她也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老干部。同时，朱明自己为了改变眼前冷清哀伤的处境，提出要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领导指派我第二次到林家。朱明见到我来，神情凄淡地说：“林老一走，我个人也吃不了什么，还是你们提供给我菜单，我选好以后，叫人打电话或是派人送去。每天按照菜单做就是了，如果有特别需要，我会通知让厨师来的”。

 

　　这一次除了谈伙食问题外，没想到还跟我讲了些“题外话”。她说：“现在来我家的人少了，有些人也得离开这里，你们能和以前一样照顾我十分感谢，看来我也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了”！她说着说着，径自回忆起过去和林老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1945年，时年59岁的林伯渠和26岁的朱明在延安结婚，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但婚后他们都能主动地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所以在生活上还是美满幸福的。尤其是朱明，从一个单纯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到一个坚强有为的革命者，是同林老的言传身教和她自己的努力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她常陪林老外出参观访问，加上家中一应事宜并不繁琐复杂，没有需要特别操劳之处，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荣耀与喜悦中。50年代初，经毛主席同意，林老前往苏联一边工作，一边疗养，朱明陪同前往。他们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心：一起看芭蕾舞经典剧目；参观各种博物馆、纪念馆；欣赏苏联电影；品尝俄式西餐。一张朱明身着连衣裙，戴西式礼帽紧靠林老的照片，便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幸福和欢悦。

 

　　在给我看完照片后，朱明随手挑选了几张对我说：“你看这些照片好不好？送给你几张作为纪念吧，这段时间你也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拿去吧。”我接过照片说：“谢谢朱明同志。”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以后不要叫同志，称大姐好了。你们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不是都叫大姐吗？我比他们都小，不要那么严肃。”我回答：“我们称呼江青，也叫江青同志”。她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就说：“我同她不一样，她是过去上海有点名气的人，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不能跟她比”。

 

　　这次见面，直觉告诉我，朱明似乎处在一种看不到光明与希望的状态之中。同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说这些平常不说的话，看这些平常不看的照片，超出常理，必定事出有因，但因在何处？当时我是无法知道的。

 

朱明自杀真相：匿名信戳痛了江青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映，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

 

　　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日传来朱明去世的消息，开始时界定为“错服安眠药过多”。几天后又说是“自杀”。自杀！太不可思议了。林老夫人出这样大的事，那时上面不明说，下面当然不敢问。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把她忘了。而我却是异常纳闷。好端端的为何要走上自尽之路？怀着疑问并埋藏着有关三次谈话和相赠照片的秘密，四年的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

 

　　文化大革命中，一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开会，我在现场服务，断断续续听到谈朱明的事。自杀已数年的她此时被叫作反革命，而由她引起牵涉到林老的话也出来了，什么“林伯渠骨子里的旧东西太多”，“直到他去世时，还想着国民党内的右派朋友”，“表面上他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支持同情彭德怀、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的一批老家伙的”，“朱明的反动行为，林是有责任的”等等。我听到这种没有公开的议论，半信半疑，毕竟还不知道朱明曾写匿名信痛戳江青不光彩的历史问题。

 

　　直到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她是解放后敢于让江青难受的第一人。“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为朱明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匿名信”里写关于江青的事，没有错误。

 

　　朱明这一生喜在参加了革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与林老恩爱有加地度过了15年的美好生活；悲在她与林老的年龄差距过大，终不能白头偕老，并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特殊环境下说错话、办错事、不知自我保护，过早地告别了她亦喜亦悲的人生。

 

　　《王芳回忆录》披露“匿名信案”始末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匿名信主要写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谈话，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王芳看。王芳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江青一脸严厉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但局外人看得很清楚，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总负责，上海方面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调查重点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这里面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就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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