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见愁：“文革”中的革命歌曲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25]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年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3月5日，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年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7]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