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见愁：“文革”中的革命歌曲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柬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28]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9]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30]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