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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专家解读西路军历史：指挥失误是失败原因
■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与西路军问题存在着某种“关联”
主持人：如何认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影响？
夏宇立：西路军失败，打通国际路线受挫，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这场悲剧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西路军这支红军中最为优秀、最为精锐的部队兵败祁连山，丧师于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民族解放战争即伟大的抗日战争行将开始的这一特殊时期，更表现在它以全军覆没为代价创建的历史功绩不仅曾经长期得不到承认，反而长期遭到错误的对待。1937年3月，西路军刚刚失败，延安即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错误相联，定性为“执行国焘路线”，“分裂主义”、“逃跑主义”，广大干部战士含冤莫白，许多人长期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这种结论，在严重伤害西路军幸存者、进一步加重了西路军的悲剧性色彩的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教训。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央最早对张国焘问题进行讨论是在1937年3月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么，这次会议对西路军问题有何影响？
周宏林：1937年3月23日至3月3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延安会议或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二项：一是研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任务；二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这是中共中央及其所属主力红军，在完成战略性转移、进驻陕甘宁边区之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讨论和批判，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党内“实力派”比较彻底的政治“清算”，并以此为基础，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巩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会议所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就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而言，不亚于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与西路军问题，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客观上决定了西路军问题的历史重要性。
主持人：那么，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这种“关联”？
周宏林：要想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必要对当时的背景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此前张国焘确有以实力“要挟”中央的迹象（表现为“要权”），“党内争议”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转变（主要指另立“中央”）；但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二是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在一些领导机关和基层部队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以“实力”为背景的“不和谐”因素；并且上下之间相互呼应，又相互促动，更加剧了矛盾的激化；红军内部的团结，面临新的挑战。三是就“实力”而言，西路军本身具有明显的“符号”特征：西路军主要是由四方面军的部队组成，共计两万多人，约占当时红军总数的40%左右；且装备相对精良，战斗力比较强，是当时党内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四是西路军虽然隶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由于其构成具有特殊性，张国焘本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是应该能估计到的。这些客观的背景情况，清楚地映衬出延安会议的特点。如果我们依据这些特点去解读延安会议，就会对会议的召开和结果，以及会议与西路军问题的“关联”，产生进一步的认识。
主持人：那么，共产国际对当时把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有何反映？
陈铁健：1937年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可惜，共产国际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西路军乃至四方面军将士被绑在“国焘路线”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应当首推陈云，还有李先念、徐向前、邓小平。
■打通“国际路线”，从来就没有分歧
主持人：关于为何实施西路军渡河作战的战略问题，学界的基本观点是为打通“国际路线”。那么，究竟该怎么深入认识这个问题？
夏宇立：所谓打通“国际路线”，就是红军向西方向行动，靠近苏联，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这一行动的谋划，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几年前就已开始。同时，它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当时蒋介石方面早就有所察觉，现在存留的蒋介石当年的军事行动命令中，多次提出要严防红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寻找战略背靠，既是当时装备极为奇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期盼，也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热望。不论是红军西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还是后来西路军向新疆方向行动，其目的都是如此。虽然在不同时段，在打通的路途和方式上先后存有不同考虑，但是，对于这一战略决策本身，不论当时的共产国际书记处，还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其中包括张国焘，都意见一致，从来没有出现异议，更不存在分歧。而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执行中央军委的渡河部署以及后来坚决支持中央军委关于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方针，其出发点也在这里。
■西路军失败的惨痛教训，促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主持人：西路军将士的归宿如何？
夏宇立：关于西路军将士的归宿，有这样一个统计：7000～9000人牺牲；9000人被俘，其中有5600余人被敌残害致死，数千人被迫在集中营里做苦役，直至1949年青海解放；4000余人经营救回到陕甘宁边区（其中包括被俘的一部分）；400余人进入新疆；2000余人最终流落在甘、青、宁；约2000人历经艰辛返回老家鄂豫皖、川陕和江西等地。
主持人：怎样正确看待和评价西路军的历史地位？
夏宇立：西路军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十分英勇顽强的英雄部队。为了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与强敌殊死搏斗在大西北严冬的河西走廊，欲进不能，欲退不可，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历时五个月。西路军失败了，然而它的历史功绩永存。西路军奋战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最为困难、最为危急的时期，又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西路军在河西的艰苦奋战，牵制了凶残的马家军和蒋介石中央军胡宗南集团等部，共歼敌2.5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为保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生存与安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换，实现中国革命由困局向光明的大转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2年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对西路军的历史真相作出实事求是的表述的同时，对西路军的奋斗历程也作出了高度评价。
主持人：那么，我党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得到了哪些深刻教训？
夏宇立：西路军的失败和打通国际路线战略行动受挫，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然而，正是这一惨痛教训，促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此后，毛泽东刻苦钻研战略理论，一些包含着精辟论断、闪耀着军事科学光辉的著作相继诞生，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些重要著作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在军事战略指挥实践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西路军时期类似的错误，特别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外线作战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导方法，一扫西路军时期弊端。这些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正确吸取了西路军失败教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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