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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长子被迫害致死始末
“我要立刻工作，一分钟也不能等了！”他对父亲说。
几天之后，在距离北京50公里的某县一个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里，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每天沿着宿舍一研究室一食堂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匆匆而行，急如流星。人们常常见他在食堂一顿就买够一天的饭，然后就钻进研究室不再出来。他不再像在苏联上学时下围棋、打乒乓球；渐渐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也不整了，烟却越抽越多了。不久，他在热核材料研究方面以突出的贡献而被授予副研究员职称。这种高级职称，在他这个年龄，无论在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都是屈指可数的。
有些人见他才三十出头，却终日埋头于研究所，节假日也不外出，以为他是光棍汉，要为他介绍对象。一打听，原来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众人惊叹：“主席之子尚能如此刻苦，难得！难得！”于是有更多的人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为其牵红线搭鹊桥的人就更多了。也有一些姑娘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倾吐爱慕之情，都被他好言谢绝了。在周围同志的关怀下，他更加努力刻苦地工作，也更加沉默寡言了。
他对莫斯科还是有感情的。他毕竟自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他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以及他的爱情。
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爱那座美丽的培养了他的城市和人民。他知道，那里的工作生活等条件要比自己贫穷的祖国好得多。在那里他可能会在专业上做出非常突出的成绩来。苏方对他的才华也颇为赏识，为挽留他在苏联工作，苏共几位高级领导人曾先后找他谈话，并许其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席间此领导人说：“就留在这里工作吧，你虽是中国血统，但你毕竟是苏联培养起来的，并且你的妻子也是苏联人，也有了孩子。回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两国虽有些理论之争，但并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嘛。”
刘允斌说：“我始终把苏联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我在祖国生活了13年多，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要熟悉得多。但是，我又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您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您是会理解的。”
“子不嫌母丑”，许许多多当年和刘允斌一样选择的人们，不也正是如此吗？新中国初创的核事业在艰难之中拓展着。陈毅外长曾专程到原子能研究院，他紧紧握着研究院副院长王涂昌教授的手说：“要快！要快！你们打响了，我在外面说话才响亮。我的腰杆硬不硬，全靠你们了！”外长之言包含着多少难言的痛楚和焦急的企盼啊！新生的共和国，不仅一些外国列强敢于蔑视，就连印度都敢在1962年向她发动进攻。为了反对核武器，早在1952年2月，全国四亿五千万儿女就搞过签名运动。是的，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原子弹就要受人欺辱。
为了不受人欺辱，新中国在成立后的第一年5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任正副所长；1955年7月，成立“原子能中央领导小组”；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中都提出要加快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1957年，原子能研究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2。5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工业开始起步了。
但是，1959年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拒绝向我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老大哥开始对这个不怎么驯服的弟弟釜底抽薪了。怎么办？中国的核工业面临着挑战，中国的尊严面临着挑战。周恩来总理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核研究院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院）合一”的方针，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把原子弹拿出来，为自己争口气。
1961年，原子能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人中国西部的包头核燃料元件生产厂，成立设计处；原子能401所元件工艺室全部并人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后来，刘允斌又受命调人中国西部的202厂去组建第三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受命之日，他对领导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暂去两年，户口在京不动。”这是组织的意见。
“不，我最好也在那里安家落户吧，这样更有利于工作。”允斌诚恳地说。202厂位于横亘在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巨大山脉之中，一条僻静的公路伸向这里。1%2年隆冬，公路上一辆奔驰的吉普车里，坐着年轻的刘允斌副研究员。
“这里还真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味。”他对坐在身边来接他的202厂党委书记张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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