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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被邀请:官员“因公出国”的秘密

作者:苏永通 房珊珊 刘 磊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2日 点击数: ( 字体: )

今年中央部门“三公”总经费中,公车费少了,接待费少了,唯有出国费多了。官员们出国,哪种级别的领导能坐头等舱,如何安排安保和贵宾室待遇?各级官员的食宿、交通标准是多少?
 
接待国内代表团的任务,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国使馆最为繁忙,大使们时常都没有办法接机。而埃及、南非之外的非洲国家,“每年接待的国内团组很少”,中国官员们在那里,可能获得当地中国大使馆以及所在国政府的“超规格接待”。
 
 
 
许多出国旅游以“因公考察”的名义进行,即使被发现,也难受到实质性的查处。(刘道伟/CFP/图)
 
最近一段时间,仍然有一些中国官员“因公”出国,跑到欧洲、美国等地。这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人家政府官员都在休假呢,外交部发言人歇了,外国记者也跑了。有新闻说,因为美国主权评级被降,欧洲七国集团的财长们的夏日假期全泡汤了。
 
当然也有例外——美国副总统拜登,8月16日起就将访问中国。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和美方事先约好,在假日期间赴美访问也可以成行。
 
在部委“三公消费”的热烈讨论中,公众关心官员出国问题,无非在乎两点:一是他们出国去做什么,二是他们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但面对已公布的94个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从惜字如金的措辞和守口如瓶的防卫姿态上,你很难找到可以质疑的突破口。想碰巧在垃圾桶里捡到一张官员们在国外旅行的行程表?这种事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被邀请,或“主动被邀请”
 
中国的外事审批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具体而言则是中央外办和省外侨办,管理权限类似干部的组织关系,如中央外办负责审批省部级官员出访计划,厅局级及以下官员出访,主要由各部门或各地区审批。
 
近几年,越来越多城市和高校、国企也获得“一定的外事审批权”,这经常被当事单位当作巨大的喜讯大力宣扬。
 
每一个出国计划,都需要通过审批才得以实施。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的中央部级以上团组从计划到执行,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步骤之一是计划“立案”,某部门先提出出访建议,得到部门内部同意(部长签字),送外交部外事管理司等部门会签;
 
步骤之二是请示批准,部长和分管副部长在请示件上签字,送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和地区司(如去美国,就送美大司)会签,再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外办)审核,请示件退回,根据相关指示修改成正式稿;
 
步骤之三是办手续,订饭店,一边办签证,一边预订好在访问国当地的交通、食宿。
 
对于请示件,外交部会对团组人数、出访时间等细节提出意见,但它并非审批部门,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中央外办,一般省部级官员出访,要有中央外办主任戴秉国的签字,如果涉及副国级领导人出访,需对口的政治局常委“画圈”。
 
对于办手续,外交部官员形象地比喻说,外交部负责执行。比如,因公出国签证不似私人签证,不能自己去签,而是由外交部领事司找相关国家大使馆集中办理,最大的好处是,如果时间紧急,外交部发照会,可能一两天就能办好。
 
除了与所在国相关机构和官员敲定访问时间、地点等工作细节之外,驻外使馆往往还负责协助安排好当地的交通和食宿等细节,如有需要,还能帮助申请安保、机场绿色通道和贵宾室,但费用一般由出访团组承担。
 
办理签证时,必不可少的是要有邀请函,虽然新闻中经常说“应‘邀请’”(一般为国外对口单位),但发放方也有可能是中国驻外使馆。“好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调整行程计划比较方便。”知情人透露。
 
上述做法尚属正规。2007年,外交部曾发通知,称发现有人涉嫌伪造出国任务批件和任务通知书,非法组织因公出国团组;此外,“假邀请函现象仍屡禁不止”。
 
通知特别指出,要认真核实邀请函真伪,特别是以当地华人华侨名义出具的邀请函,防止造假。在一些省级领导出访审核的过程中,亦发现假邀请函问题,经核查均属通过当地华人联系的邀请函,其中赴新西兰团组尤为突出。曾任新西兰大使的黄桂芳说,使馆发现有违规违法行为,一般会向国内汇报。
 
因什么公,出什么国
 
大约每隔十年,就有关于严控干部出国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发布,均为“红头文件”而非法律——
 
1989年7月,中共中央将“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与“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特供’”等一起写入《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中办、国办为此印发《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
 
1999年,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意见》,2004年中纪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
 
2008年,“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2009年,“两办”又印发《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新文件基本都是在重申老问题,如2008年的文件所列问题,实与1989年差别不大:出访团组和人员数量增长过快,集中于少数热点国家和地区;缺少实质内容的一般性考察、访问、培训过多,等等。
 
另一重要控制措施是量化管理。一般,省长、省委书记以及部长们,每年出国不超过一次,其他省部级1个任期内出国(境)不超过2次或2年内出国(境)不超过1次。比较特殊的是分管外事商务的省部级人员严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
 
文件没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次数作出限制,记者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般每年安排一次正式出访。
 
今年公开“三公消费”的94个部委中,公布出访团组数和人数的部委只有寥寥几个:科技部称,2010年共执行因公出国(境)团组325个、967人次;司法部2010年出访团组81个、134人次;监察部2010年出访的团组8个,参加国际会议、培训班20个。
 
南方周末记者查看了90多个部委官方网站公开的“领导活动”栏目发现,部长、副部长一年出国多次的现象较为普遍。科技部部长万钢2010年至今至少已出访15次(包括4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今年至少已出国8趟。这与部门职能有关,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等涉外业务较多。
 
已公布“三公”经费的部委中,国家信访局出国花费最少,2010年支出8.99万元,这显然与信访制度为中国独有有关,而“出国第一大户”当属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花了15432万元,是前者的1700多倍,显然跟举国体制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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