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失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五、浮躁的晚清知识分子，没能成为一支稳定社会的启蒙力量。

 

　　1840年前后，还是有一些书生、一些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现在我们教科书上提到了魏源，写了本著名的《海国图志》。但是我们不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畅销书，甚至大多当时的知识分子听都没听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山静坐，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奇兵是天皇的一支近卫军。这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到上海，逛书店，说我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一本畅销书。老板就给他推荐什么呢？你看看怎么样写诗写文，怎么样应对科举的书吧！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这里就推荐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于是高山静坐又对书店老板谈起，你怎么看沙俄在北边对你们的种种威胁侵略行径？老板很不屑地说，那是夷狄，根本对中国不会有什么威胁。

 

　　高山静坐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身穿夷狄之服装，口倡圣德之言，实际上已经非常败坏了。跟他一起去的一个下级武士，没文化，回来时也向上级部门报告，说我认为，只要给我一万名日本武士，我就能征服全中国。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想法。魏源在日本已经成了畅销书，而中国根本就没人看这本书。

 

　　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药方满天飞，谁也不服谁，谁都在开方子，最搞笑的就是有人认为为什么中国这么落后，就是因为咱们的汉字有问题。然后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在1910年以前，光拼音方案至少出现了11种。我不是说研究这个不好，其实也很好！但是，在那样一个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稳定力量，成为中国启蒙的一种力量，结果他们变得非常得浮躁，什么东西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我的东西一上，中国就得救了。汉字改掉，只要用拼音，中国马上就得救，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的争端，最终演变成痞子政治，大家救国方略之争，就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

 

　　六、失意读书人的典型：广东小人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根本不是社会改良派，而是黑帮政治的始作俑者。

 

　　今天，国共两党的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其实不是，我认为他们就是恭亲王的评价——广东小人。

 

　　他们所有的东西就是为了掌权。高考考不过人家。康有为不是屡试不中、高考失利嘛！现在我们得到的所有的关于他们的情报，都是假的。他们既没有和光绪皇帝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也没有在知识分子当中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这一切都是他们作为被通缉的要犯，在逃亡的时候自己编造出来的。他们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写成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胡扯蛋，根本没这回事。说慈禧太后如何反改革，光绪皇帝如何样器重他们。因为他们要在中央一个塑造出天使，一个魔鬼。

 

　　日本人、英国人在他们逃亡的时候，就给本国发电报。我查了当时的外交档案，这两个人就是当年的大忽悠。日本的态度就是：那就先留着吧，反正是政治犯，不定哪天就有用了。他们就靠忽悠在海外华侨中筹款筹粮。

 

　　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我就和台湾的一些人争，什么叫华侨是革命之母，康有为他们筹钱也是在海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懂得什么政治，三刀嘛，菜刀、剃刀、剪刀，他们在海外开始就靠这个生活。康、梁跑到那边去，要筹粮筹款他就必须提一个响亮的口号，靠这个来换钱。所以他伪造一个衣带诏，整天在那里拜，这是他的道具。你看，皇帝给了我们衣带诏，要我们勤王，你们华侨子民能不筹款吗？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嘛了？康有为在海外，走到哪里就换一个二奶。在巴西投资房地产。在保皇党最苦难的时候，他拿了10万美金，在巴西逍遥了一年。1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早十几年前，美国买了整个阿拉斯加，只用了72万美金。有的华侨想参与祖国建设，回国投资，这都必须经过康有为的同意。他允许回国投资的，还必须让他康有为参股。不听话的就干掉你！这是什么？这根本不是政治党派，这是一个黑帮，黑手党。他们与中国的另一支黑帮杀来杀去，这就我们史上敬仰的那些读书人干出来的事情。

 

　　七、同盟会也是黑帮。

 

　　中国另一个黑帮同盟会，他们的目的和康、梁一样，也是筹粮筹款。为了这个事情孙文可以答应李鸿章：小孙，你把康有为干掉我给你10万两。孙中山居然答应了！

 

　　在1900年6月18日这天，当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的时候，北京的端王——光绪皇帝的堂兄弟，皇位继承人大阿哥的清代在做着帝王梦。同一天，李鸿章派人带一艘军舰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在两广独立。派去接的这个人叫刘学询，大家可能不熟悉他。这个人是广东的大赌王，原来是在中央机关做翰林的，然后广东赌业放开，他就回到广东下海，成了很大的赌王。他也想做皇帝。

 

　　孙中山1901年在日本人的扶持下进行惠州起义之后，日本政局变更，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掌权。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就严令台湾的日军：一是把孙文给我赶走，二是把日本现役军人中的革命党全部撤回，不准参加革命。这个时侯孙文断了后援了，起义坚持不下去了。他就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谈，让他出钱。孙文托人给他带了封信，信里说：现在革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是什么呢，你来当江山，名称可以是大首领，也可以直接叫皇帝。

 

　　国民党的党史专家，怎么解释伟大孙文说出的这番话呢？他们说这是伟大的孙中山的一种革命策略，蒙他一下，蒙他点钱出来。这种拿信念和信誉抛来抛去的政治，难道不是黑帮政治吗？

 

　　八、主流读书人的集体理想——走进腐败的公务员队伍。取消科举，斩断了他们的理想路，晚清改革埋下了重大隐患。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有理想，但他们选择了黑帮和痞子的手段。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没理想，大家都在想着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为什么失败了，因为它没有给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日本留学啊，因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对应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那大家一想好啊，能当官啊，那谁都跑过去。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野鸡学校。那都是留学垃圾，速成的。所以那些学生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佩着剑，看上去器宇轩昂，实际上学回了一肚子男盗女娼。

 

　　所以留美学生和留日学生有很强烈的对比，留日学生学回来全在造反，因为他们不会念书，出去三个月就顶个留学生的光环。不赶快闹事、革命，时间长了，真相暴露了还怎么上位啊！

 

　　留美学生呢，他们回来全都反革命，反革命不是说他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他们反对革命这种手段。留美学生的选拔是非常艰难的，在北京的礼部大堂里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留美学生经过学习，知道建设是非常艰难的，知道革命取代不了建设。而且他们自身有学识，有本事混饭吃，不用那么急着去造反。

 

　　还有一条知识分子的路线也被堵上了，就是捐官。所有学者都认为捐官是坏的。我认为大局上捐官是坏的，但是之前捐官是好的，它有政治方面的正面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因为官位是有限的，读书人很多，但是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你得给人家留一条补救的路啊，让人家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防止在社会上有一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

 

　　有文化的失业者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失业者没文化，无所谓啊，他可以干苦力去。如果那个人学了一大堆政治理论，没地方用，他就会回去做洪秀全。洪秀全就是这样的，看他写的那些命令，根本不通。就这么一个人，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事端。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中国就会免去一场灾难。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大家说卖官不好，它就停了。其实后期的捐官是不好，早期的时候，你掏100万，给你一个局级干部，但是你只有级别，你打出来的名片，你们家该是什么企业还是什么企业，你是企业的二掌柜，括号正局级。等你的企业犯了事儿，到公堂里面你不用脱裤子。否则县老爷一发怒，脱了裤子给打大屁股。现在你过去拱拱手就行，因为你和县太爷平级甚至比他还高。所以清代早期有很严苛的规定，捐官，只能捐虚衔，是荣誉职称，而不是职务。到后来，就开始捐实职了，那就麻烦了，他捐了100万，还不得捞200万回去啊，所以就造成了一些列的负面作用。

 

　　1909年政治体制改革了，要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你这边把科举停了，又把捐纳给停了。麻烦了，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失业者，这些人受了一肚子半吊子教育，他们很愤怒，包括那些留日回来的，他们也失业。这批失业的知识分子都去了哪里？因为正赶上军队建设现代化，他们都去了部队里。一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与枪杆子走到了一起，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星火花，就会爆破。

 

　　我觉得是这才是造成晚清改革失控的真正原因，和革命党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正是由于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走得太猛了，改革才变成了革命，跟所谓驱除鞑虏的民族革命更没有关系！

 

　　九、我不断高呼的观点——晚清改革变成辛亥革命好吗，它对我们民族的启示在哪儿？

 

　　最终晚清改革失败了，变成了辛亥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不断呼吁的——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杀谁的命，它象征了民族和解，中国人必须摒弃革命的思维。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你干不好就让我来干。你设身处地地想，在你的单位有的事情干不好，真的是老大能力不行吗，是他的人品不行吗，还是事情本身有一定的客观性。换了你恐怕也只能处理到这种地步吧。这就是民主的真谛，没有议员、没有总理比我们智商更高，他只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更能吹、更不要脸。处理问题他也未必就全行，但是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在制约着他们，你这个处理不行，我来逼着你改。两个混蛋，你别把他们放在一条阵线里面，他们就能制衡，可能就能搞好事儿。

 

　　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你不行我来，等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啊！从1911年到1981年这七十年，中国的革命其实是改革的中断，因为就是你不行换我来，大家都革命啦，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谁坐金銮殿的问题，但是民生问题还是存在的，医疗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你还是得靠改革，还是得靠建设。

 

　　只要大家都不去想老大的问题，就可以慢慢建立一种机制。每个人在当反对者的时候总是义正词严的，可以建立这种机制，但是先要把当权的干掉，因为他太坏了。咱们在看《辛德勒名单》那部电影时，一个纳粹军官说，他枪指着别人眉心的时候他有一种权力感，一种成就感。辛德勒说那个不是，你真正的成就感是什么，是I pardon you，我饶恕你。当你有权力一枪崩了人家的时候，你把枪收起来，I pardon you！那个军官试了一回，当他把对着犹太女人的枪收回来的时候，那个女的跪下了。

 

　　但是，万事总要有个开头，你必须要一拨人，有机会从七十年的黑帮政治里漂白出来，否则，你去推翻他的时候你也成了他，他的基因就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所以我们永远要摒弃革命的思维，要维持一个建设的东西，要把国家建设好，使老百姓安定，就是要相互妥协。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放得无限大，不能因为自己上访，被人打了一巴掌，自己明明那个要求不合理的也变成合理了。现在我们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节，受害者是天使的情节，但这个社会上没有单纯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我们每个人在受害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害着别人，所以在文革结束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所有人都说这个那个万恶的谁谁谁干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事实上不是那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面前都是罪人，只有没罪的人可以砸死那个妓女，《圣经》里说所有人都放下石头走了，但是在中国，大家一定先一哄而上，拿石头把她干掉在说，下回你自己不幸站在她那个位置上那是你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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