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处理上访的

 

    古人上访既不非法也不违法，男人不用担心被打断腿，女人不用担心被强奸，男女均不用担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然更用不着担心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只要备足盘缠，到达衙门口击鼓鸣冤，官员就得放下手中公务升堂受理，不敢有丝毫怠慢。古代官员注重为官声誉，又大多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来，为卸任告老还乡计，至少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不敢随意耀武扬威，权力也非常有限，至少无权随意拘禁访民。然而现在，河南一农民欲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7天 ，福建一妇女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9天，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河南内乡法院尽然在门口悬挂标语：上访一次拘留、上访二次劳教、上访三次判刑，深圳明确14种“非正常上访” 禁止到中南海天安门。

 

    二十四史尚无一个小小乡长或区区州官可以随意捕捉访民的记录，至于千人下跪也跪不出市长一面，即使是最浪漫的幻想家看来已近于上古神话。

 

鸣冤其实就是一种民告官的直诉形式，民有冤屈，当地衙门不能伸张，便可越级向上级衙门伸冤。家天下时代的皇帝们，只要稍有点智慧，都会把访民的鸣冤叫屈视为民情上达的重要载体，用舆情监督官员，并以此化解官民矛盾，维系社会稳定。今非昔比，尔今上访被送精神病院 官员斥其激化矛盾，是非颠倒若此，百姓夫复何言？  

 

中国历代，只要社会肌体健康，民情上达的渠道是畅通无阻的，政府的责任是保障上访权利，设立便民告状站。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西周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

 

所谓“登闻鼓”，是取“登时上闻”之意，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晋时期形成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杨三姐告状就是用的这种形式。登闻鼓可以说是沿用了两千多年的诉讼形式，自从有了登闻鼓，“击鼓鸣冤”老百姓告状可就方便多了。

 

闻鼓升堂，是对衙门官员的起码要求，如果敲到点子上，声闻皇帝，冤案可能立刻解决。

 

南朝梁武帝时，京城建康就发生了吉翂击鼓救父的直诉事件。

 

吉翂的父亲是吴兴原乡县令。由于父亲为官清廉正直，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便罗织罪名，要将吉翂的父亲置于死地。在一个贪官横行的社会里，作一个清官是很危险的， 一个不会同流合污的清官，不仅很难融入官场主流群体，而且可能自身难保。正如在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窝里，要做一个心慈手软的优秀土匪是很困难的一样。所以，圣人传语后人：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父亲被押送到中央的廷尉审理，熬不过酷刑，便“供认不讳”了，被朝廷判为死罪。吉翂时年１５岁，情急之下赶赴京城，敲响了登闻鼓。鼓声惊动了梁武帝，下令廷尉卿蔡彻查此事。蔡法度将调查结果向梁武帝作了汇报，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了吉翂的父亲。

 

恐极呼天，痛极喊娘，人同此心，事同此理，连高压锅都要呲呲作响，而况人乎？“呲呲”就是最好的稳定，把排气孔堵死了，固然可以得到片刻宁静，但这个稳定能保多久? 一个社会，有人发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万籁俱寂。

 

使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哪个朝代的事情？

 

 

古代的老百姓有福啦，不仅可以击鼓鸣冤，而且还可以告御状。专制政体下，冤狱时有发生，上访现象也常见史书记载，将状告到皇帝面前，历代都有。

 

    所谓告御状就是平民百姓将申诉信直接送皇上，或在皇帝出巡时,拦驾递上申诉信。既然是需要皇帝亲自处理的案件，当然是涉及重大冤情的刑事案，或者是事关民生的民告官案件，像偷瓜摘葫芦之类的小事就不必麻烦皇帝阁下了。

 

    皇帝阁下对访民的“越级上访”，不仅不能心生厌离，还要从制度上保障子民的上访权利。大明朝朱元璋先生就曾规定：庶民可直接向他反映情况，任何官员不得阻拦。清王朝明文规定，各部门不得扣压平民的上书。访民只要理由正当，拦路告状也是可以的。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位士民就曾拦轿上书，要求减轻苏州百姓税收负担，康熙帝停轿御览，当即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减免税收。

 

尊重上访者，认真处理其申诉，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传统，不是个别帝王这样做。崇祯年间，奸相温体仁当政，朝野上下，无不切齿痛恨。一知县被温陷害收到重处，其母到京城 ，每天在大街上等候温的官轿，见到就乱骂，并用石块砖头乱投，成为京师一景。崇祯无奈，只能给温加派卫兵。即使是政治特别黑暗的元朝, 告御状也不会被视为“非法”，上访者会受到保护，不会发生湖北两男子因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之类的怪事。

 

    元顺帝时，公元1345年冬，朝廷派遣朝员王士宏等“宣抚诸道，问民疾苦”。这些钦差每天花天酒地，哪管民间疾苦。江西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黄如征出于义愤，不远万里赶到京城拦驾上书。他在信中举报说：朝廷派往江西、福建的官员早被当地不法官员腐蚀收买，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建议元顺帝惩处那些贪官污吏。元顺帝“亲览其书，喜见于色”。为保障上访者的人身安全，顺帝特意吩付身边的大臣，安排黄如征住进招待所加以保护。几天后钦授黄如征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并命侍卫护送出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黄如征没有接受任命，悄然返乡。至于王士宏等钦差，虽未受到严厉处分，却因官誉不佳，此后一直未予重用。

 

    古代有古代的情况，现代有现代的情况，但尊重上访者的权利，古今同理。

 

   上访不仅可以让政府直接了解民情，碰上英明的皇帝，甚至可以促使国家向文明靠拢。历史上就曾经有过皇帝从谏如流、因上访废除恶法的记录。汉代缇萦上书救父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缇萦的父亲淳于意医术精湛，声明远扬。由于一次误诊，地方衙门给他判了“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膝下无子，只生了五个女儿。在临行之时，他指着自己的女儿们骂道：“可惜我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在关键时刻，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几个女儿除了哭就是泣。最小的女儿缇萦情急之下，决定跟随其父到京城长安，设法搭救父亲。

 

　　 一个弱女子，只身他乡异地，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眼看父亲就要受刑，缇萦竟然想到直接给皇帝写信申诉冤情。上访信写得感天动地，其中一段尤其动人：“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就不能复生；而一个人如果被判处肉刑，脸上被刺字、鼻子被削去或双脚被砍断，也都无法再生。被刑之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任何机会了。如果父亲的冤案不能平反，我愿做一名官奴婢，替父赎罪。”缇萦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汉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被这个弱女子的孝行所感动，随即下达诏书予以赦免，同时下令废除了绵延千年的野蛮肉刑。

 

一个普通的百姓来到京城，竟然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并由皇帝亲自办理，给访民一个说法。这种民情上达机制，今已荡然无存。山西临县上访村民被判“敲诈勒索政府”获刑3年，中国历代无此先例。

 

告御状的情景，尔今难再，我们只能在电视剧里过过眼瘾，发发怀古之幽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