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处理上访的

古代可以状告皇亲国戚

 

   中国人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驯服，以强大的暴力机器和无孔不入的谎言驾驭这些低等动物，对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作为回报，历代治者都要为子民立一个贞节牌坊曰勤劳善良，以鼓励百姓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最好耐劳到吐血，驯服若宠物狗，以此换取一统江山，万年基业，龙子凤女，代代相传，金枝玉叶，永不变色。

 

屈死不告状，是中国人祖传的保身秘方，除非涉及生存或生命此类生死攸关的大事，否则，不会以身家性命为赌注，走上艰难的告状上访路。好在古代民意上达机制尚存，子民不仅可以击鼓鸣冤，还可以告御状，由皇帝阁下亲自受理。告御状非同小可，那肯定是一般官员处理不了或不敢处理的大案要案，有的事关高官徇私枉法，有的可能涉及皇亲国戚，情况非常复杂，非皇帝出面不足以摆平此案。特别是状告皇亲国戚，等于直接跟皇帝叫板，胜败难测，皇帝能否主持公道，也往往成为一个社会正义是否缺失的晴雨表。开明的皇帝，为长远计，有时也不得不牺牲皇权利益，以维护社会正义的形象。

 

    北宋年间，发生了一起农民因土地纠纷告御状的事件，因被告来头太大，以至百姓不得已联名具状，直接告到了哲宗皇帝面前。该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哲宗的母后——向太后。案情不复杂，但处理起来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向太后皈依三宝，一心礼佛，这本来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她老人家为了给自家建造功德寺，却强行霸占了数百户农民赖以生存的耕田。失去了土地的百姓们被迫联名状告太后侵占民间土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权。状纸很快传到了哲宗手中，哲宗立即下令开封府的官员调查此事。当时的府尹王震、户部尚书蔡京等人出于维护皇权利益的需要，认定这些梗地为官家土地，向太后使用这些土地属合法行为。是非颠倒若此，一时民意沸腾，满城风雨。农户们怨气难消，二次将申诉材料递到哲宗手中，哲宗再次下令彻查此事。为了防止徇私枉法，这次哲宗将查案的任务下达到了开封县。此时任开封尉的叫范正平，他是名相范仲淹的孙子，为人刚正，不畏权贵。经过查验，范正平发现被太后家强占的土地确为农民私家土地，政府无权强征。哲宗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下诏土地归还农民，寺院改在城外修建，同时，鉴于王震、蔡京等人查案疏失，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决定处以罚金，以示薄惩。

 

近年来在征收征用土地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保护农民的耕地不被非法占有，是历代政府的基本职责，别说地方政府不敢强行征地，就是皇亲国戚也不例外。

 

   正义缺失是体制正义缺失的结果。什么是正义缺失？就是不讲理，因为无理可讲，正义得不到伸张，结果邪气肆虐。所以，民怨沸腾，冤案丛生，应该从深层次的体制上寻找原因。谁有资格制造正义缺失，当然是政府。以此故，鸣冤上访通常与告官密不可分，而官官相护是中国一大特色，绵延千年，经久不衰，于今尤甚。于是，芝麻大的小事，由于处理不公，最后演化成通天命案，内蒙一对夫妻赴北京上访纵火自焚，谁之过与？

 

敢为访民做主的清官

 

一个时代冒出几个清官，是百姓的福气，也是朝廷的福气；假如一个社会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清官若麒麟出世，子虚乌有，百姓自然不能期望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作为，治者也别奢望冒充什么盛世，欺世盗名。

 

话扯远了，回到男人的脖子。“男儿膝下有黄金”是一句古话，老家伙们常常以此激励后生保持阳刚本色。“男儿项上有钢筋”是杨老的发明，意在表彰古代优秀男儿宁折不弯的气概。“任他皇亲并国戚，犯法难逃虎头铡”，谁有胆气喊出这种豪言壮语？黑脸包公啊。一个鸡脖子的男人能讲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没有高风亮节的的浩然正气，焉能如此铮铮铁骨？

 

比包公早一千年，还有一个叫董宣的人，其脖子的硬度比之包公毫不逊色，连光武帝刘秀阁下都赞其为“强项”。只不过因为中国古代优秀的男人太多，群星璀璨，光彩夺目，董宣的事迹遂被历史撤尘封了。

 

为百姓主持正义冒犯皇亲国戚者，历代不乏其人，但为百姓伸冤敢与皇亲国戚叫板，跟皇帝大吵大闹者，确实为数不多。

 

董宣之所以被刘秀称为“强项令”，缘于他在皇帝面前跟“皇姐 ”打的那场官司。董宣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因为湖阳公主的包庇，凶手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受害人家属一纸诉状告到董宣哪里。因为不能进公主府去捉拿凶手，董宣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蹲坑守候。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率法警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要求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大怒，认为董宣冒犯了她的尊严：“好大的胆，竟敢拦我的车马？”

 

董宣拔出宝剑，声明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杀人，更不能包庇凶手。他不顾公主阻挠，下令把凶手逮起来，就地正法。

 

湖阳公主连惊带吓带气，差点昏死过去。她赶到宫里，向刘秀哭诉董宣冒犯皇家威仪。刘秀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廷杖董宣。董宣大声申辩：“先别打我，让我把话说完，我情愿去死。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皇亲国戚犯了法，应该同样办罪。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董宣说着一头向柱子撞去。汉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血流如注。

 

刘秀乃真英雄。凡是英雄都不喜欢孬种，英雄的本色是，即使是敌人他也喜欢，语云“英雄惜英雄”，就是这个意思。谁是谁非刘秀岂不知道，但是为了顾全湖阳公主的面子，他还是要求董宣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打算就此了结此事。

 

可董宣宁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巍然不动。

 

内侍禀告：“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

 

刘秀也只好笑了笑，下命令说：“把这个硬脖子撵出去！”

 

事后，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三十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

 

是为百姓做主，还是维护皇权的尊严，是百姓死活重要，还是皇家面子重要，是判断一个社会正义是否缺失的重要标杆。以史为鉴，一个朝代越是政治清明，越是关注民生；相反，越是朝纲混乱，越是不顾百姓死活。朝政清明，则刚正不阿的官员多，朝政昏暗，则贪官污吏多。从官员的为官操守大抵可以看清一个时代的真实面目。

 

当今社会形态，就其国格而言，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法治社会，无需清官，属上流社会；人治社会，需要清官，虽然很难批量产出，但总归江山代有人才出，属中流社会；至于连个把清官也产生不了的社会，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下流社会。所以，像包公、董宣们的横空出世就弥觉珍贵，宛若优昙婆罗花现世，难得一遇。以此故，我们才有理由说，一个时代冒出几个清官，是百姓的福气，也是朝廷的福气。于百姓而言，清官最大的作用是避免了冤上加冤；于朝廷而言，清官的存在证明了社会正义还没有彻底丧失。至少，让我们在慨叹之余，还多少感觉到：那个社会还有点人味。

 

现在日新月异的上访悲剧昭示法治困境。政党监理司法，稳定压倒一切，党的利益至上，这些思路被无限扩大，并且被错误地生搬硬套到司法实践当中，在这样一种思路支配下,法官屈服于权力,法律让步于稳定,正义屈从与政治，审判服务于大局,公平让位于利益，其最终后果是社会正义缺失，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让国家长期陷于维稳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埋下巨大的隐患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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