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为什么失败

　　由秦所创造而经过汉长期建构而确定下来的中华帝国定义了一种新的政治。首先，秦汉所奠定的中华帝国结束了天下体系，终结了由周朝开创的世界政治思路。从理论上说，尤其从当代眼光看来，秦终结天下体系和世界政治思维是一种政治退化，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帝国这一新政治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它的政治问题规模及其思维幅度虽然小了许多，但它通过帝国这一政治形式使得统治的权力具有了从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形成了从所未有的绝对权力，而天下体系的天子虽然在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力，但却不是普遍权力，因此远远没有帝国那样的强大权力。

 

　　秦汉以来的绝对权力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变态迷恋。对权力的迷恋是帝国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无论权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把权力看作是最高价值。权力能够支配和兑换一切东西，这使得其它所有东西都贬值了。权力的诱惑力无法抗拒，连鼓吹伦理的儒家们也不能成为例外，儒家们对权力的渴望和迷恋使儒家的伦理追求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修辞。一般都把伦理看作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其实很可疑。权力意识就很可能比伦理意识更为普遍，而且也更强烈。但这决不意味着帝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恰恰相反，权力意识并不等于政治意识，而是对政治的否定。毫无疑问，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可是当人们不去思考关于权力的政治问题而只追求权力本身，权力意识就变成了反政治的意识了。它意味着“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了“一家一性之天下”（这正是黄宗羲批评秦汉以来帝国制度的理由），权力问题由权力的正当安排和使用变成了如何夺取和维持权力，政治问题变质为统治问题。这种萎缩和变态了的政治意识不仅使统治者不再关心万民，而且也不再关心世界。

 

　　中华帝国虽然在观念上沿袭天下概念和理论，比如说，仍然把中原以外的其它地方看作是天下的一部分，但在实际上重新理解了天下的内外远近关系从而削弱了天下概念，这是对天下思想的暗中修改。中原统一成为帝国，而统一了的文字、法律和各种标准又使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与远方其它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因此变得特别显眼。蛮夷狄戎原来与中原文化就有差异，但中原各国之间也存在文化差异，人们知道文化差异，但并不特别在意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仅仅被看作是天下内部的自然差异，是天下本来就存在着的多样性，而没有被看作是分裂意识的合法理由，相反，多样性被认为是“和”的条件。可以说，原来天下内部的文化边界并不构成政治边界，并不被用来定义政治对立面，至多形成了远近关系，而远近关系只意味着交往密度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敌对和歧视。但是，大一统帝国及其统一文化给中原创造了一种新身份，它把成为郡县的地方定义为帝国内部，而把没有纳入郡县制的地方当成了异己的外部世界。汉以来的朝贡体系虽仍然体现了天下观念的影响，但天下观念已被歪曲，大一统帝国这一新身份使原来的文化边界变成了政治边界，原来文化性的华夷之别变成了政治性的华夷之别。

 

　　秦修建长城是具有非常重要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长城把中华帝国定义为天下之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属于天下所有人的天下政治中心，而只是属于本地人的帝国。尽管中华帝国仍然把自身想象成为天下的领导，但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秦以武力征服了许多国家，它只相信以力得天下，可是它又知道不可能以武力去征服所有地方，尤其是遥远的外部世界，既然存在着无法征服的外部世界，因此它宁愿把自身与外部世界分割开来，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存在。尽管对于任何帝国来说都不存在绝对的边界，而只有帝国力量消于无形的边陲，尽管帝国力所能及的地方就是帝国的范围，因此帝国范围总是有弹性的，它随着力量消长而伸缩，但秦修建长城意味着它为帝国想象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边界，它透露出中华帝国并没有世界性的雄心。长城作为一个超级边防工事是一个伟大建筑，但它所暗含的政治意义背离了天下体系，它表明帝国仅仅是对中原的统治，而不再代表整个世界，不再追求世界性的管理和治理，不再追求世界性的政治体系，最多保留了一个已经失去实质的象征性的天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