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为什么失败

　　4. 政治变成统治

 

　　如果说错误的文化政治使帝国失去创造性，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能够持续达两千年？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帝国多历战乱，但由于中华帝国具有优越的文化，因此得以长期存在。这类解释完全找错了原因，甚至颠倒真相，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优越论的幻觉。先秦文化虽然辉煌，但帝国时期的文化由于失去了创造性而很少有什么思想创新，尤其没有能够发展出科学。而且，由于帝国背弃了天下体系的世界政治思路而没有能够在世界上形成普遍的政治影响，甚至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因此，帝国的长期持续绝非由于特殊的文化优势，而必定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帝国发明的反政治的统治。

 

　　这是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之新在于它是反政治的，它试图以一种政治制度去取消政治问题。正如前面所论，中华帝国放弃了天下体系，也就放弃了世界政治，因此，这种新政治的思维重心不在世界，而在国内，它对内部问题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关心。以“安内”为主导的政治思路落实在社会管理问题上，而社会管理又落实在有效专政问题上。只有专政才能否定人们关于权力的各种疑问和争议，因此，帝国选择专政政治势在必然，但问题是，专政并不因为君主制而有效，仅仅规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并不能形成有效专政，因为君主制远远不足以完全管理社会，它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甚至不足以控制统治阶级，各个实力集团都可以利用家族或部族的凝聚力而质疑和挑战最高权力，皇帝或国王不得不始终在应对各个实力集团的挑战。于是，皇帝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的凝聚力的制度。专政不仅需要集权，更需要能够把集权普遍下达到社会基层，这就需要创造一种只属于并且服从于皇权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密度足以控制整个社会，而其力量足以解构民间政治集团，于是这个组织就能够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这个组织就是官僚体系，可以说，集权专制制度的有效性是通过官僚制度去实现的，没有官僚制度，专政必定是无效率的。

 

　　中华帝国创造了官僚制度而形成官僚社会，官僚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核心，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国其实是个官僚帝国。官僚政治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因此它是对政治的终结，它把政治变成了统治，于是，退化了的政治变成了一种似乎是自动的习惯运动，政治问题被屏蔽了，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思考政治问题，而只需要完成行政工作。当然，政治问题并非真的消失，而是被隐蔽起来变成了隐性或潜在的问题，似乎无须过问也不成问题，就好像已经一劳永逸被解决了，而只剩下社会管理工作，按照孔子的概念用法，可以说不再有“政”而只剩下“事”了 。政治变成统治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回避了政治的原则性问题，特别是政治合法性、政治责任以及政治理想等等问题。当政治被假定为无问题的，就只剩下统治的稳定性和效率等等“技术性”问题了，于是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统治。这就是反政治，即以统治的问题去替代政治的问题从而否定政治。

 

　　自秦汉以来，中华帝国两千年处于政治的麻痹状态，政治问题几乎没有推进，只有行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执政政权的变更。中华帝国的这一政治转向是比较奇妙的，它首先放弃了天下体系，从而放弃了世界政治而转向了国家政治，然后又进一步放弃国家政治，把国家政治变成了国家行政。反政治虽是失败的政治，却是非常有效率的统治，或者说，中华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它有效地管理了社会而维持了稳定的统治，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却很失败，虽然这一失败是慢性的，却是严重的，失败的政治对于一个社会和社会来说是釜底抽薪的错误。这种反政治的制度抑制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而且推行一种反对卓越人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精神软弱压抑的文化。由官僚主导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而不利于发展正大光明、勇敢无私、坦诚真挚的健康人性。中国的现代启蒙论者经常抱怨和批判说，贫弱中国是由不良政治所导致的，这一理解并不准确，真正的问题是，中华帝国的统治根本上是一种反政治或者说无政治的统治。没有政治，这才是中华帝国最大的政治失败。这一“无政治”的状况，黄宗羲称为“无法”，即没有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特别表现为，三代之法“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后世帝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 。就是说，秦汉以来的国家制度已经变成为统治而统治，只追求有效的统治方式，而不考虑统治的理由和合法性，完全遗忘了统治是为了政治，而政治是为了天下利益、国家利益和万民利益的思想方式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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