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与《圣经》的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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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美以美会教士何德兰，于1888年来华，担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学教习。他长期在中国生活，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他的传教策略与李提摩太相似，比较注重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来往，对晚清贵族阶层的生活，有诸多细致的观察。而且，“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担任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太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何德兰因此得知深宫之中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真相。

　　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他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光绪皇帝与圣经的一次相遇。尽管此次相遇未能改变光绪的生命，也未能改变大清帝国的命运，却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极富于戏剧性的一幕。

　　“成王败寇”不可取

　　那时的中国，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中国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而且面对西方挑衅屡战屡败，已至生死存亡之际。西洋诸国，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之政治组织、经济力量、文化形态。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

　　光绪在近代史上乃一悲剧人物，何德兰却对光绪皇帝的评介颇佳：“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面朝未来的人。”历史很难假设：如果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之前即去世，光绪帝拥有全权，且将上层和民间的维新力量达成全面的整合，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类似沙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创举呢？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过于激进，当然也有光绪帝自身性格的弱点和策略的失误。正如何德兰所评论的那样，光绪的主要缺点在于，“缺乏实施他的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自己的能力”。历史学家姜鸣也认为，光绪身边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并没有一个自己的班底，即“帝党”。即便是帝师翁同和，也只是书生，而非权臣。

　　在这样的情形下，光绪急病乱投医，看上了不足成事的康有为。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的光绪，一直处于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政治手腕和眼光毕竟有限。因此，评价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所作所为，理应对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我发现，即便在那些苛刻的西方观察家眼中，光绪帝也是一名颇有主见的、希望改变帝国颓势的、且愿意学习西方文明的青年君主。他纵然比不上康熙、乾隆那么雄才大略，但至少也不比道光、咸丰、同治诸帝差。

　　公允地说，光绪帝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拯救国家。他不应当因“成王败寇”受到严厉指责。

　　精装本“买椟还珠”

　　当时，光绪帝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进入到宗教信仰层面，其见识远比一般官僚高明。明末中国的皇室，比较亲近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人士，甚至末代皇太后和皇后均接受了洗礼。最初满清夺取天下之后，出于稳定蒙古和西藏的需要，皇家宗教选择了藏传佛教。但是，清初的皇家也颇为礼遇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康熙帝便阅读过汉译圣经及相关的宗教书籍，还亲自写过格律形式的赞美诗。

　　然而，雍正朝的“礼仪之争”，终于导致清廷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其在中土传教。此后长达一百多年里，中国境内基督教几乎绝迹。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新教进入中国之开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遂再次大批进入中国。

　　送圣经入宫廷、让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基督徒，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一条垂直的道路，这是许多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愿望。因此1894年，中国的基督教女教徒，决定在来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

　　何德兰亲眼看到了这本制作极其精美的圣经，他描写道：“新的字模准备好了，最精致的洋纸搞到了。这本书以最好的印本为目标，制作刻意求精，金框金边，银质书皮上压印出竹子的图案，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然后把这银盒子装进一个红毛绒──红色象徵幸福──的盒子中，而这红毛绒的盒子又放入一个雕刻得漂漂亮亮的柚木盒子——由英美公使送到外务部转呈太后。”

　　尽管这是一件赏心悦目的礼物，但对圣经的过度装潢，确实产生了“买椟还珠”的负面作用。果然，清宫档案中并没有任何记录，记载慈禧太后阅读过此本圣经。几经离乱之后，这本精美绝伦的圣经亦不知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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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光益来源：凯迪社区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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