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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与《圣经》的一次相遇
皇宫的“上行下效”
以慈禧的教育水准和文化修养，在缺乏传教士带领和教导的情况下，确实很难独自阅读和理解圣经。但是，此事却使光绪皇帝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末教案频繁，每次教案都让朝廷头疼不已。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也激发了士大夫阶层在文化及道德上的反感。但是，朝廷在处理教案的时候，又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武力和条约的限制，最终大都偏向于传教士一方。光绪帝本人对基督教，并没有普通的士大夫那种天然的反感，此种宽容大度的心态大约承自于他的祖先康熙皇帝。早在1891年，光绪就颁布过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即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但是，究竟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究竟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光绪所知甚少。他仅仅从新派士大夫的著作，如汤震之《危言》、陈炽之《庸书》中，得到一些二手材料。
在此背景下，光绪对阅读全本的圣经原文颇有兴趣。是什么力量，让如此众多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陌生中国、甚至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仍然要传播福音呢？这大概就是光绪最希望知道的吧，而答案惟有从圣经中才能寻求到。
何德兰写道：“第二年，皇上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就是卖给百姓的那种。”光绪皇帝派人购买普通版本的圣经，显然是出于本人阅读的需要，而非叶公好龙般地装点门面。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证实光绪确实仔细阅读过圣经。
何德兰记载：一位每天带著花和蔬菜进宫的花匠，偷偷来告诉他：“以往我进宫的时候，太监都对我不理不睬。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跟我极为亲切友好地谈起来，问我基督教方面的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他们仍然跟我谈，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最后我饿得肚子咕咕叫，站起来想回家。他们一再挽留我，送进来一桌饭菜，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们有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加福音》——皇上叫人把《路加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他每天就坐在桌子前学习。”
这个在何氏笔下绘声绘色的故事，大抵是真实的。宫廷权力的运作规则便是“上行下效”：楚王好细腰，于是后宫皆减肥；光绪读圣经，太监焉能毫不理会呢？如果不是皇上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太监岂会没事找事，热衷了解圣经，甚至不惜讨好一名与洋人有较多来往、对圣经多少有些了解的花匠呢？
探索“更广阔世界”
光绪能够读懂汉译圣经吗？显然，当时的光绪，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西学基础。长期担任帝师的翁同和，虽然对新学西政所知不多，却充当了让学生了解新学西政的管道。在光绪19岁时，翁为了讲说“圣贤治绩，不必尽同”，特进呈冯桂芬所著《校庐抗议》，谓为最切时宜，劝光绪留心洋务。1891年，光绪开始学习英文，堪称近代中国历史上率先学习英文的帝王。
想想当初恭亲王主张建立同文馆的时候，经过了多少的周折，就可以推知，光绪学习英文需要克服多大的阻力！
光绪学习英文和西学是真心实意的。何德兰在书中详细记叙了光绪学习英文的经过：“他下令任命了两位教师，并一反所有的惯例，允许他们教学时坐著，而不是跪著。因我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学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
光绪对英文老师在礼仪上的尊重，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观念，对明代之后逐渐强化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进行了某种形式上的“自我约束”。
光绪迫切地学习英文，并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新的语言，而是要用这门语言去探索一个广阔的新的知识系统。“他急于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拜访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寻找适合初学者的初级课本——我就把当时我在书院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科学书籍，转交给光绪帝。”
由此可见，光绪求知欲望之强，以及振兴国家愿望之迫切。
“体制和秩序”失败
不过，作为一名职责明确的传教士，何德兰指出，光绪帝阅读圣经，还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没有进入“生命”的层面。由于皇家体制所囿，西方传教士或中国信徒，无法入宫面见光绪直接向他传播福音。没有传教士或信徒的指导，光绪很难领受圣经真理。
何德兰充满遗憾地写道：“不要据此推测皇上正在变成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但他笔锋一转，又写道：“当然，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使得北京以及许多省的民众也开始学习、了解基督教，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被慈禧幽禁在瀛台，也被剥夺了阅读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西方书籍的权利，终是与基督信仰失之交臂。
光绪帝一生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皇帝的身分──尤其是在那旧的世界已经失去，新的世界还未来临之时。光绪大概不太可能谦卑地接受圣经的真理，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更不可能认识到基督教文明与西方崛起之间的深刻关联。但是，我想：假如光绪成了一名基督徒，至少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悲惨岁月里，还能获得永生的盼望和温暖的安慰，不至于在心爱的珍妃被害之后，彻底被孤独、羞辱、仇恨和疾病摧毁。
澳大利亚学者沙培德在分析清末皇权的变迁时指出：“自秦代以降，所有的浩劫与不幸，都演释了君主无法维护人民、创立正规体系、或甚至扩张其原始所赋有的权力的缘由。反而，君主与臣民、官吏与百姓、甚至君主与朝臣之间，却产生了无以衡量的鸿沟──这鸿沟印证了中国的一蹶不振与人民的懵懂无知。”
在此意义上，光绪皇帝接触和接受西方政教之努力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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