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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为何要把城市人口驱赶到乡村？
然而此时已经是近代，城市早已成为商业、文化和学术中心，具备了丰富的内涵和多元化的功能，这些功能如果善加利用，可以让一个国家财政充裕，社会繁荣，充满活力。但从山区走出的太平天国首领们却看不到这些。他们需要的城市，是简单划一、如臂使指的大军营，既方便管理，又便于需索，所有人都应该属于某个“营”，而这个“营”是否从事其名义上应该做的工作，则无关紧要。就拿天京来说，删书衙的使命，原本是删改四书五经和民间读物，可这个删书衙成立近10年，“成果”仅有可怜的一套书。织营是招募南京特有的云锦纺织工人所组建的，因为一开始宣称无须服兵役，许多不愿当太平军的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也混迹其中，人数最多时达到5个营几万人。但他们中大多数却并不织布，一些织营驻地似乎连织布机都没有，相反，一旦在册，就被不断抽调去修工事、服劳役甚至当兵。由瓦匠组成的瓦营、木匠组成的木营虽有机会从事本职工作，但主要使命却变成了给天王府值外勤。
庞大的“吃皇粮”队伍很快让城市不堪负荷，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终到了顿顿喝粥都不够的地步。太平天国不得不解散大兵营，恢复家庭，却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城市人口看做消耗粮食的累赘、滋生奸细的土壤，动辄疏散、驱逐。早期天京粮荒最严重时，曾借口出城抢割稻子，把几万妇女骗出城去然后关闭城门，任其自生自灭；后期被认为对城市贫民较为爱护的李秀成，他所委派的苏州民务总理熊万荃也曾坦白地劝城里平民搬家到城外，因为他们在城里“给军队添麻烦”。
没有了城市居民，太平军就可以将城里较好的房屋都变成衙门、军营和办公场所，仅在天京城南，1864年初就有1000多座王府；可以把较差的房屋拆毁，旧砖用来熬制火药所需的硝石，木料用去加固工事；还可以在城里任意修筑篱笆、炮台，也无需担心奸细或令人头痛的供应问题，只要喂饱军队和军属的肚子即可。至于此举让最大的摇钱树变成了最大的财政包袱，便无暇顾及了。
太平军占领城市的一大目的是经商，他们每到一座城市就忙不迭地“招商”，吸引中外商人前来兜售从粮食到木料，从洋枪洋炮到八音盒、阳伞在内的各种新奇产品，以满足军队和官员的各种需要。但他们对商业的认识也仅限于此，在天京城内，早期的商店要由佐天侯衙门开具执照，本钱由国家“圣库”出，经营所得全部上缴；一度允许老人开设的茶馆，必须标明“分文不取”，以免经营者赚钱后变心；在江浙等地城郊或城内，后期出现了军官、要员偷偷和当地人合股的“官倒”店铺，这些店铺挂着“特许经营”的“天朝某店”牌匾，可以不向当地守土官纳税，而没有牌匾的“个体户”即使按章纳税，也难免被拆迁到城外、摊派杂税或干脆封门的命运。在太平天国的城市概念中，商业是可以存在的，但必须对军人们有用且无害，否则实在麻烦，还不如关门的好。
既然城市管理的一大要素是避免麻烦、提高安全系数，那么除了要把闲杂人等赶出城去，还必须加强出入管制。在太平天国的城市里，都严格执行着“挥子制度”，不但进城者要手持“挥子”（即由某实权部门开出的特别通行证），甚至出城也要领“挥子”，这些通行证过时作废且时常更换，以免被奸细利用。为了确保“挥子”制度有效，签发部门被严格限制在几个高级衙门，如在天京城，后期只有洪秀全两个哥哥、几个侄子的签字有效。为便于管理，还需要关闭若干城门，如天京城有13座城门，但只有6座城门开放，其他都被封死。
这种通行证制度让正常的城市生活、商业变得寸步难行。更严重的是，手握签发“挥子”大权的权贵看到了“商机”，如负责在后期天京城签发“挥子”的天王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就趁机发放“洪票”，只有持“洪票”，难民方可出城，商品才可进城。而“洪票”并非无偿，需要高价购买。太平天国这种最早恐怕也是唯一的有价证券交易，让二洪成为后期出名的富翁，却也让商人视天京为畏途，不敢把物资尤其是最重要的粮食运来销售。最终天京城正是因为缺粮而陷落，着实令人唏嘘。
天国门牌：“公益”变“敛财”
太平天国行政管理的一大创举，是门牌。
门牌是一张大白纸或黄纸，约一尺见方，上面书写户主、家属、仆役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等，并盖有核发机关的官印，在颁发机关留有存根。
最早核发门牌始于1853年7月的天京城，发明者是当时负责天京城治安工作的北王韦昌辉。在1853～1855年间，天京城的门牌都由北王府签发，盖有韦昌辉的官印。
编立门牌的好处，是便于统计人口、兵力，为兵力征集、人力统筹和后勤供应提供准确数据，也是为了便于城市管理，防止奸细和不法分子混入，更有彰显天国统治权威的意义。因此从设立到太平天国覆灭，门牌制度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始终盛行，不但城市里有，在有条件的乡村，同样把编门牌、领门牌当做大事来抓。
在1855年4月以前，太平军在城市尤其天京城内废除家庭，除洪秀全本人和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几个王爵外，其他官员、军民都是男归男、女归女，因此门牌与其说是户口，不如说是“兵册”。秦日纲已是最高级官员之一，家里也只有冷冷清清的4口人且都是男性。由于“家庭”都被没收了私人财物，仰赖官方供给，级别、性别、年纪和强壮程度不同，所能获得的物资、粮食定量差距很大，门牌信息准确与否，攸关天国生死大计，自然马虎不得。1856年4月，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太平天国不得不解散大多数非作战的“兵营式家庭”，允许夫妇团聚，同时取消了这些“军转民”人员的供给制，让他们自谋生路。
在供给制时代，每家每户都没有私财，门牌也成为一种“公益事业”。后期则不然，由于家庭有了私人财产，门牌费成了一些城市官员的主要创收来源。从后期的记载看，门牌都要收费，最便宜的吴江县同里镇索价300文铜钱，最贵的浙江兰溪县、宁海县，每张居然要4块银元之多。由于门牌费得来容易，花来爽快，加上后期地方独立性增强，急于找到更多财源，许多城市频繁更换门牌。如浙江海宁，1862年阴历正月刚换过门牌，第二年阴历三月又要换，半年后又第三次提出换门牌的动议，每换一次，就要交一次门牌费，令居民叫苦不迭。有时候太平军驻军换防，新守将往往会以“不认识旧门牌”为由，再换一次新的，再收一次门牌费。
门牌制度如能切实贯彻，原本可以方便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各项统计、管理工作，但后期门牌被异化为政权象征甚至敛财工具。行政当局只看各家各户是否挂了门牌，而不管门牌信息是否准确，甚至收了门牌费，就把空白门牌下发，让各家自行填写。嘉兴、吴江等地都曾出现接任的军政首长上任，发现家家户户都挂了门牌，官方档案里却没有存底的咄咄怪事。太平天国末期，由于天京城内贫民太多，李秀成打算用自家的钱、米赈济，却连城中具体人口都弄不清，只得让饥民自行到他王府门前挂号登记。
不难看出，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抱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将城市功能简单化、割裂化，不重视城市的多元化功能，在其管理的城市里用粗放的行政框架、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来经营最丰富、最活跃、最生活化的都市，结果导致许多繁华城镇和太平天国政权同归于尽。
尽管在某些环节、领域，太平天国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从城市经营的角度看，太平天国的城市理念是落后的，与时代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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