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培养的读书人缘何成了天国掘墓人？

 

 

 

有人说，太平天国开展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焚烧“妖书”，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提倡晓白流畅的文体，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也有人说，太平天国钳制思想，摧残文化，令几千年中国文明遭到空前浩劫，是历史的罪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显然争辩不出个黑白曲直是非来。任何事物，都必须通过每一个体、每一侧面，来表现其价值和意义，文化和知识自也不例外，要考察文化、知识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只需看一看读书人在太平天国地位如何就行了。

 

“老革命”：有文化不如没文化

 

太平天国虽然起自农村，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基层读书人加入。首义8人中，可以算是“读书人”的，就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四个人，占了正好一半；这8人以下，被《贼情汇纂》列为“剧贼”的太平天国高干中，能称为读书人的，有参天侯黄玉琨、镇国侯卢贤拔、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地官又正丞相罗苾芬、地官又副丞相刘承芳、春官正丞相黄启芳、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殿右六检点李寿晖、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二尚书侯谦芳等，共12位，从人数上看，说少也实在不算少。

 

不过和没文化的同事相比，这些有文化的高干，日子混得都相形见绌。

 

要说资格，冯云山的“革命资格”比洪秀全还老，可他却在萧朝贵假借天兄的作威作福下俯首帖耳，耐着性子听天兄文理不通的打油诗，忍受萧朝贵“尔读书多”之类夹枪带棒的讥讽；韦昌辉在杨秀清面前“总不敢多说话”，而石达开一听见“天父下凡”，总是吓得“惶恐流汗”，在“首义”这个层面，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没文化的，显然要混得好过几位有文化的。

 

高干层面又如何？

 

应该说，杨秀清用人还是比较有谱的，有功就升，有错就降，除了偶尔照顾自家几个亲戚一下，大面子上是过得去的，但同样是升，没文化的升得要快得多，像李开芳，1851年八月是监军，第二年七月升一级做了总制，两个月后又升一级做了将军，又两个月后升一级为指挥，几天后升检点，又几天后升丞相，从监军到丞相，才用了14个月，而从指挥连升三级，总共花了不到10天。他还不是最快的，殿右十二检点林启荣，1853年三月还是圣兵，四月就当了将军，五月封指挥，第二年三月升检点，从圣兵到检点共11级，他只花了整1年就升完了。

 

与之相比，读书人高干的提拔之路就比较坎坷了，以被公认提拔较快的曾水源而论，他在1851年八月就封了御林侍卫，这个职务在将军和总制之间，比李开芳当时高出一级半，但直到1852年十一月才升了半级为将军，1853年10月才好不容易爬上丞相的位子。

 

虽然不论有没有文化，犯了错都会降职撤职，但没文化的撤得快，升的也快，如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1854年四月在湘潭全军覆没，被降职作圣兵，四个月后就升回将军，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上书推辞；灭胡侯黄益芸1852年十一月因打败仗被撤了总制的职务，第二年二月就官复原职，三月升将军，四月升指挥，同月升丞相（其实已死，但太平天国方面不知道）；而前面提到的曾水源，1854年七月因为在高淳东坝打败仗被撤职，直到1855年六月二十九日被冤杀，一直就没能复职。另一个著名的读书人高干、卫国侯黄玉琨，1854年三月因秉公执法，顶撞杨秀清，被撤职查办，直到八月才允许重新参加工作，后来虽被封为参天侯，继续领兵打仗，却大半是看在他身为翼王石达开岳父的面子上。

 

这是前期的情况，到了中后期，除了1859年从香港跑来的洪仁玕，和从文臣堆里挑出来带兵的赖文光（这二位还都是洪秀全亲戚），新提拔的高干，竟几乎连一个读书人也没有，以至于李秀成临终前回答审讯者提问“官兵何处好何处不好，贼中何处好何处不好”时感慨“天朝无读书人，官兵多用读书人”，认为这是覆亡的一大原因。

 

究其原因，太平军以战立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能打仗的提拔快，就算犯错误降职、撤职，因为能打，再升起来也容易，读书人整天陪着洪秀全、杨秀清，文字、言语间原本就容易犯忌，一旦倒霉，又很难找到机会翻本，像前期地位不低的李寿晖，因为喜欢提意见，被以“工伤”为由挂职闲居，后期就一直没能再爬到高位。

 

懂得这个道理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投笔从戎，转职去更有前途的战斗岗位，像石达开、黄玉琨甚至曾水源，就因此发光发热，不至于在提拔的道路上被甩下太多。问题是，并非每个读书人都适合打仗，像后期被委以重任的赖文光就明显不适合，最终被任化邦、张宗禹等捻首架空，成了个精神领袖，他这还是捞着带兵机会的，更多的读书人只能做无名英雄到底了，像从金田起义起就是读书人高干的黄期升，直到天京失守还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幼天王身边，可要不是幼天王留下张供词，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这位仁兄居然能活到1864年平安从天京突围，还被封了个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