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衰落真相：因自卑而阉割打压华夏文化

 

 

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时，基本上都把这场名之为鸦片战争的战争归诸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深究这一宿命的来历，则又归诸于中国没有近代化。似乎只要中国一旦近代化了，一切都迎刃而解。

 

在近代化了的西方面前，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然而，搞笑的是，即使是20年后，中国的士大夫们其实并没有被折服，越来越多的人出游西方，回来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唯一让他们改变的是，他们相信了地球是圆的，羡慕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

 

有人用“停滞的帝国”来概括这一时期。

 

那么帝国为什么在此停滞？从整个中国历史的社会状态来看，清朝的制度方式是承续着明朝的，而明朝又是基本承袭着唐宋，二者虽然有一些明显的差别，但性格上毫无二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几千年一贯的性格呢？难道历史总是在中国一成不变？

 

要探究这里的原因，可以从历史的深处来看。历史总是在深处产生拐点，这拐点就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落后之民族之征服文化先进之民族几成规律。先秦时期的周灭商，就是典型的小邦取代大国，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化。之后是偏处西北边陲的秦统一文化发达的中原；再后来是所谓“五胡乱华”，接着又是金灭宋、元灭宋，最后是人不足百万、兵不过十万的满洲人灭明。无一不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反而征服了文化先进的中原民族。这种现象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这些文化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首先面临的便是一个被同化、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迟滞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同化和吸收不是瞬间的事，被征服者必须等待征服者在文化观念上与之并驾齐驱之后方能有所开展。如清兵入关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征服者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游牧习惯和部落遗风，直到康乾时期，这时已是17、18世纪之交了，所谓的“文治武功”其实只不过是恢复到前朝的鼎盛时期。而这种所谓的盛世背后早已埋下了衰退的祸根。它的最形象表现就是所有的中国男人脑后都拖着一根长长的瓣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深处一再上演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悲剧性，反而像如食鸦片一样，津津乐道其文化的威力。

 

帝国可以停滞，然历史并不因此而停滞。

 

以征服者自居的满人，为了取得人数上居绝大多数的被征服民族的认同，不得不高举起被征服民族的精神旗帜：程朱理学。这一策略应该是汉人的主意，在汉民族的天下观念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汉民族的文化不亡，亡国只不过是历史是历次朝代更迭之一例。

 

程朱理学是兴起于宋代的一种新儒学，它最大的特点便是崇尚心性，讲求内圣外王。它先后成为明清时期的官学、居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到20世纪它也被人斥为最空虚最无意义的学问。程朱理学成了束缚中国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总根源。然而，我们梳理程朱理学的渊源，实际上并非如此。

 

宋明理学是一个严谨的思辨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它由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把孔子《春秋》经和《春秋公羊传》所首倡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大一统”，“尊王攘夷”，“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等命题范畴，与孟子的义利观、仁政观，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等思想糅合在一起，并纳入他们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业立德基本路线和天理论、道德论、人格论、人欲观、历史观等思想之中，形成一门熔天道、人道、治道于一炉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处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感染力。

 

程、朱等理学大师又都是卓越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们到处兴书院、建精舍，广招门徒，授徒讲学，以兴起斯文、传道明道为己任，把他们所建构并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言传身教给他们众多的门人后学。后又经历代朝廷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广为传布，遂使这套思想理论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代代相传，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为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启迪、熏陶、教化、熔铸出了千千万万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

 

这里且以与朱熹有密切关系者为例：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据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记载，朱熹另一曾孙朱潜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步步南侵，而权奸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传播理学。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社稷，敢于直言抗疏，“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朱熹的女婿黄干，知安庆府时，值金人破光山，沿边多警，他毅然组织邑民筑城备战，使安庆“屹然无虞”。在此前，黄并多次上书朝廷及制府，陈抗金御敌之策，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后因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遂请辞归隐，修身见于世。黄在任官浙江、江西、汉阳军等地时，均聚徒讲学，以民族大义晓谕生徒，其所传授培育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江西饶鲁、吴澄等人，不仅得朱学之心传，成就卓然，且均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宋亡，他们及其一大批弟子入元不仕，屏居山中读书讲学或以身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