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衰落真相：因自卑而阉割打压华夏文化

程朱理学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丰富、强化了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激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抱群同心，团结御侮，革旧立新，为振兴中华而斗争。自“尊王攘夷”、“爱君忧国”、“内中国、外夷狄”、“诛乱臣、讨贼子”、“大一统”等和忠、孝、廉、节等道德规范被纳入程朱理学天理论的框架后，这些都被看作天经地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及理想信念，深深烙印在全民族的心灵中，而欺君罔上、卖国求荣、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分裂国土、陷害忠良等等，则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丑事恶行，应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谢叠山说：“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

 

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国人民的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繁荣兴盛的斗争持续不断，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衰。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所包容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不仅有力推动了我国元、明、清几代的爱国民族斗争，而且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一直影响到当代。

 

几百年来，每逢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国各族人民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自觉地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很大成分也脱胎于朱子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春秋公羊传》，他们原来也都是孔孟程朱的信徒。

 

程朱理学所阐扬的大一统思想在推行过程中，逐渐为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所认同，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和催化剂，凝聚了中华一体。据学者统计，我国自西周至两宋，共约2300余年之间，全国真正实现统一的局面，仅西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约700年左右，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列国相争，汉末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分裂，直到五代相残，宋、辽、西夏、金相侵等，总共占了1600多年（占三分之二时间）。但宋以后，直到清末，尽管出现了元明清三朝的更替和北方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却始终维系着全国统一、一个政权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事实证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且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管有多少时代局限和谬误，也不管它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有多大距离，但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继承发展和更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财富，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应弘扬其中的精华，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作借鉴。

 

那么，清政府何以会把严守夷夏之辩这一春秋大义的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呢？这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清所奉行的程朱理学经过了多次改造。一是剥离了夷夏大防这一春秋大义。二是实行严酷的文字狱打击了汉族知识分子实践笃行的实用精神。到了鼎盛时期的乾嘉年间，程朱理学完全蜕变为书斋里的考据之学。程朱等奉行的内圣外王只剩下内敛的内圣一途，这就是后来的儒者一直纠结的问题：内圣为什么开不出外王。

 

谁会想到，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竟会激起清朝统治者严酷的反弹呢？实际上，这恰恰正是统治者文化上自卑心虚的直接映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此时的程朱理学早已完全不是原初的程朱理学了。它已经幻化成了最实际的鸦片。正是这种鸦片在帝国所起到的作用，才会发生大清帝国从表面的巅峰瞬间崩塌下来。

 

文化鸦片作用于国策上便是大清帝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大凡文化上自豪的民族，他们的心理和性格则呈现出相对开放，我们只须对照一下大汉和大唐、大明即可一览无余。汉朝的通西域、大唐的取经以及大明的下西洋，无不是这种开放心态的真实反映。而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则始终不敢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正面接触，他们连这些大鼻子的洋人从哪里来都不知道。这难道不是文化落后民族征服中华之后的一种灾难性后果吗？

 

我们来检讨大清入主中原之后所作的贡献吧。毋庸置疑，区区10万清兵入关，对偌大一个国家的管理很明显捉襟见肘，这时他们不得不倚重于汉人。换句话说，大清的管理无疑是建基于明朝的基石之上的。它只不过是明政府灭亡之后的一个看守政府。它看似给中国的疆域增加了不少，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把自己原来的势力范围并入了旧帝国。而经济上，这个新帝国所依凭的其实仍然是前朝的一些优势产业，比如茶叶、丝绸、瓷器等。

 

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这个新帝国的新贡献。

 

（本文摘自《解读晚清第一人成功之道：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 作者：刘绪义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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