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培养的读书人缘何成了天国掘墓人？

新读书人：来得容易去得快

 

其实说太平天国一点都不重视读书人，也不太公平。

 

太平天国从杨秀清算起，直到倒数第二级官员卒长，都设有“掌书”或“书理”，负责文字工作，这些人当然都是读书人，其中掺杂了不少相当有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如留下《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谢炳，混杂在北王府、试图做清军内应的张继庚，后来曾环游世界的李圭等，他们统称为“先生”，平时不需干粗活、杂活，非紧急关头也用不着上阵打仗，饮食、服装待遇一切从优，而且级别也不低，按规定，“先生”的级别，通常都仅比主官低一级，如丞相的“先生”职同检点，监军的“先生”职同军帅，虽然“职同军帅”和军帅的差别，类似“副科级”和“副科长”的差别，名义上级别一样，实权大相径庭，但相应的福利是一样不少的。

 

问题是这些“先生”的人权，似乎也就停留在穿衣吃饭等生存权上，太平天国官方对他们是不信任的。太平天国有两项重要工作，一项是编写一本白话文的编年史《诏书》，另一项是删改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重新出版，可工作开展没多久，洪秀全就下令，不许“先生”参与此事以免泄密，专业人士大批被排斥在专业工作之外，后果是明摆着的：那本《诏书》是否编出来，至今也没个定论，而从1854年天历正月开始的删改古书运动，轰轰烈烈干了10年，甚至洪秀全屈尊亲自参加，最终也就弄出一本《武略》（《孙子》、《吴子》、《司马法》的汇编）来，效率之低下，可谓震古烁今，空前绝后。

 

这些“先生”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后强抓来的。太平天国初期，在城市里实行拆散家庭、男女分离的政策，将男女分别编进各种专业的“营”，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而言，当“先生”待遇好，没生命危险，是许多读书人愿意做的。但给“逆贼”搞文字工作，毕竟是件敏感的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读书人宁可不当“先生”，早期天京城里的豆腐营、织营，待遇宽松，许多读书人就冒充磨豆腐的、织布的，混迹其中，织营因此人浮于事，最多时居然膨胀到5个大营、好几万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当“先生”，能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

 

洪秀全自己是考生出身，当然知道，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最有吸引力，因此他到了天京就组织起轰轰烈烈的考试运动。清朝的会试一般3年一次，而太平天国却一年4次（十月初一幼天王生日开“天试”，八月初十杨秀清生日“东试”，四月二十韦昌辉生日“北试”，二月初一石达开生日“翼试”，可想而知，倘萧朝贵、冯云山不死，一年会有6次“高考”），也就是说，每年光状元就有4个，进士、举人、秀才更是多得不得了。后期洪仁玕搞改革，也拟改为3年1次，但最终维持了1年1次的频率。

 

按照当时的记载，太平天国“高考录取率”非常高，1853年湖北乡试，报名参加举人考试的总共不到1000人，中举的多达800，录取率高达80%以上。不仅如此，所有考生的路费、伙食费，都由政府供给，落榜考生还能得到一份不菲的“安慰奖”。

 

尽管如此，愿意参加考试的却并不多，大多数主动参加者，都是些算命的、代写书信的，或者还俗的和尚道士（太平天国禁绝上帝教外其它宗教，僧道庙产被没收后无以为生），而真正的读书人却往往找借口不愿参加，或勉强参加，然后故意写错字、涂改，自动“被淘汰”，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太平天国的地方官不得不强抓考生，武力押送赴考。

 

这些科举选拔出的读书人数量十分巨大，但能留下一点事迹的却寥寥无几：早期的状元郎武立勋，1854年在安徽主持过考试；湖北人胡万智，1853年的天试进士，被选为天朝育才官（国立干部子弟学校教导处主任），第二年被派到湖北兴国州（今黄石阳新镇）驻守，城池失陷被俘，宁死不屈，被凌迟处死时高呼“天王、东王厚恩，当以死报”；陶金汤，太平天国进士，曾独领一军跟随石达开远征，中途脱离，带3000人跑到永安州，自称“统领太平天国全军大都督”，后被当地实力派张高友火并；钟志成，苏福省博士（举人），被破格任命为吴江、震泽两县监军，在地方颇有政绩，苏州失陷后被清廷杀害；朱衣点，明代靖江王朱守谦后裔，1856年中翼试进士，从监军、将军一路提拔，最后升到大佐将、孝天义，这位书生出身的将领不改读书人本色，每到一处都召集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留下了一首七律、一首五律，算是太平天国中屈指可数的“传统派诗人”之一，1863年天历二月在常熟城外被淮军俘杀。此外，还有几位状元，如吴榕宽、刘达忠等，在保留下的一些书籍、文件中留下了几笔文字，一个名衔，其他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级科举中榜者，只不过匆匆走了个过场。

 

除了科举，太平天国还经常张榜招贤，然而招贤的“成才率”似乎更低，能数得出的只有张谦（湖北兴国州人，清朝举人，被俘后声称“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绝不回首”）、龙凤翴（安徽望江人，后面会详细说）等寥寥几个，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读书人为什么用不上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让太平天国身处人才辈出、读书人俯拾皆是的江南，却找不到读书人为己所用？

 

首先，洪秀全迷信神权统治，贬低古人、古籍，他不仅将自己著作里的古人事迹、古代典故一概删除，还把古代帝王一律贬为“侯、相”，如《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子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以利于我国乎”，就被改为“孟轲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以利于我郭乎”，《字典》不许叫“典”，只能改名“字义”；《诗经》不许叫“经”，只能改名“诗韵”，读古书一度成为犯罪，书籍除了太平天国自己出的寥寥几本，“一概都要焚烧”，甚至自己儿子也不例外。科举虽然依旧用八股文、试贴诗，内容却只能从《圣经》，甚至洪秀全写的那些谜语般的“天诗”中出，如己未九（1859）年的会试题，是“天父”的《十全大吉诗》中四句：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要求考生写读这首“诗”的感想，可想而知，饱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看到这样的考题，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其次，对于真心投奔的读书人，太平天国首领并不能人尽其用，甚至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前面提到的安徽人龙凤翴，接到招贤榜后，给洪秀全写了篇祝辞，将之比为刘邦、朱元璋，结果洪秀全勃然大怒，说“刘邦、朱元璋是朕马前先锋”，把倒霉的龙老师送去诏书衙学习；苏州城外的知识分子黄琬（许多人考证认为，是大学者王韬的化名），曾通过朝将刘肇钧致书李秀成，就是否应进取上海、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怎样确定战略目标等，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结果刘肇钧不予重视，将书信束之高阁，几个月后在上海郊外，太平军与清军、洋枪队混战，刘肇钧不慎将书信丢失，这封信被清朝军官捡到时还未开拆，李秀成居然自始至终没看到此信；天使状元武立勋真心为太平军工作，派去安徽主持乡试尽职尽责，只因出了和四书五经有关的考题，就被贬为最低的伍卒……在后期，一些担任乡官的读书人，包括获得太平天国科举功名者，常常因无法满足没完没了的“上贡”、“特捐”要求，就被驻军剥衣痛打，或枷号示众，可谓斯文扫地。国士待之，国士报之，如此相待，还能指望人家真心出力么？

 

在太平军中并非没有明白人。

 

杨秀清虽然是文盲，对知识却相对尊重，据说在武昌就曾去拜祭过孔庙，甲寅四年（1854年）正月廿七日，他托天父下凡，诏曰“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并通过同为读书人的女官伏善祥之口，称“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迫使洪秀全取消读书藏书禁令，并成立“删书衙”，声称要将古书删改后出版。但由于洪秀全心里不服，等杨秀清一死，“删书出版”便不了了之。

 

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都很尊重读书人，但前者喜欢用故人、亲眷，读书人都被扔在“先生”堆里吃闲饭，后者只知道用金钱、美女拉拢，却不知怎样才能打动读书人的心。

 

如果说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国势蒸蒸日上，许多读书人还愿意买这只“潜力股”，到了后期，明眼人无不看出大势已去，读书人愿意跟这只“垃圾股”共患难的，自然更如凤毛麟角了。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痛诋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给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把自己树立为捍卫儒家道统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卫道士，而把太平天国诋为“里通外国”的异端，这当然是政治攻势的需要，但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对读书人、对文化和书籍的错误立场，在客观上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并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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