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王陈玉成：是大公无私，还是私心太重？

他的“有私”还可以从对待韦俊的态度看出。

 

韦俊曾经是他的上司，天京事变后，韦俊为右军主将、定天义，地位只略低于他（级别一样）。1859年韦俊驻扎在皖南芜湖一带，杨秀清的盟弟杨辅清、杨宜清等从江西北上，也驻扎到这一带，由于血海深仇，两军不断摩擦，韦俊忍气吞声，准备北上渡江，投奔李秀成，不料以往多次配合作战的陈玉成却骤然翻脸，封锁江面，不让韦俊过江，甚至开炮阻拦，硬是将韦俊逼得投降清朝。后来安庆失陷的第一“节点”，是枞阳失守，攻下枞阳的，正是当了清朝芝麻绿豆官的昔日太平军国宗兄韦俊。

 

陈玉成之所以翻脸不认人，一方面可能受天京密旨，另一方面，也是害怕韦俊和李秀成会师，成为一股大势力，威胁自己在江北的分地，从这点上看，他并不比李秀成的境界高。

 

李秀成“西征”会攻武汉固然走得慢了点，但说他不执行“围魏救赵”就有些冤枉。从史料上看，最初并没有“围魏救赵”的计划，李秀成不愿意执行的，是洪秀全让他“扫北”（趁英法联军和清军开战进攻北京）的计划，而擅自采取的，是南下江西接应当地盟友的行动，当时陈玉成本人也没有“围魏救赵”，而是直扑曾国荃、多隆阿，准备直接解围。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如果“大公无私”，理应向天京靠拢，但他却负气死守庐州孤城，并不断向北发展，导致江北局势完全不可收拾，尽管责任主要不该由他负，但这种做法说成“顾全大局”怕是牵强附会——同样饱受委屈的李秀成，在屡劝洪秀全不听后，并没有听堂弟李世贤的一走了之，而是陪在洪秀全身边同归于尽。

 

曾在皖北办了好几年团练的李鸿章曾说，“忠、侍（李世贤）、章（林绍璋）、干诸王，皆与狗逆（陈玉成外号四眼狗）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而和陈玉成并肩作战多年的盟友、捻军盟主张洛行在被俘后称陈玉成“待人不好”。为了救自己的安庆分地，陈玉成不顾各部利益，逼着他们反主为客、死打硬拼，太平军各部不说，捻军老家皖北被清廷烧杀淫掠，各旗首领请求陈玉成发兵援救，陈不但不发，反倒逼着捻军陪他远征湖北，死战安庆，结果执意回家的捻军蓝旗首领刘饿狼被张洛行设计杀死，整个蓝旗反目成仇，白旗捻军的两名主帅龚瞎子、孙葵心都死在太平天国的战场上，导致白旗元气大伤，整个捻军也因为这些变故四分五裂。这些，当然都只能成为陈玉成“大公无私说”的反证。

 

应该看到，作为一方统帅、全军司令，陈玉成的年纪实在太轻了，战场上冲锋陷阵没有问题，但恢宏的战略构想、复杂的人际关系，却不是他这样阅历的人所能完全负荷的，毕竟，他至死也不过26岁。

 

长处与短处

 

有一个叫赵雨村文人，曾被裹挟在陈玉成部住过一阵，对陈颇有好感，他记述陈部属称赞陈的三大长处，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

 

作为中立人士，赵雨村的记载当然有根有据。陈玉成并非如几十年前某些著作所言“焚书坑儒”，他的书房里堆满典籍，所俘获的许多清朝官员都被优待，甚至安徽巡抚李孟群被俘后也长期优待，直到天京下诏旨才处死。李秀成同样优待清朝官员，但被优待者通常“软磨”，不会直接“骂贼”，“骂贼”的不会被留用。而陈玉成的“先生”群中，居然有一边服役，一边公开骂太平军“龟儿鳖孙”的前李孟群幕僚葛能达在内。

 

陈玉成本人并不甚识字，但他被俘后，胜保的幕僚裕朗西曾与他攀谈，他随口征引兵书典籍，侃侃而谈，令这个文人十分佩服；他曾经上书洪仁玕，提出旨在加强赏罚制度的《钦定功劳簿章程》，足见对于文化学习，他是真下了一番苦功的。

 

不过他的“爱读书的人”，和李秀成一样，也只限于尊重、供养，却并不敢大胆任用，目前记载中那些被他礼敬的读书人，担任的都是幕僚、书手、医生之类闲职，反观在他之前镇守安徽的石达开，就敢于放手重用读书人，麾下的李岚谷、潘合孚、陶金汤、何名标等均是书生出身，后来都成长为大将、要员。

 

陈玉成的爱百姓也是相对而言，在皖北，他秋毫无犯，轻徭薄赋，但在苏南，他的部下纪律废弛，横征暴敛，以至于苏州人听说来的长毛是忠王部就大胆做生意，听说是英王部就赶紧关门。很显然，陈玉成爱的是自己地盘上的百姓，而对于别人地盘上的百姓，就未必有多少感情了，哪怕那地盘是友军的。

 

陈玉成不好色，是指他不强抢民女，有个不甚靠谱的传说，说他在苏州留宿忠王府，忠王不在，忠王府的人找来“三陪”服务殷勤接待，结果陈玉成半夜开拔，留下话说“吴中女兵，锐不可当”，叮嘱李秀成千万别陷进温柔乡不能自拔。

 

但不好归不好，他的老婆却不少。安庆、庐州、天京，都有英王府，也都有留守的“英王娘”，他的一个绝色“王娘”在被俘后被胜保霸占，胜保被清廷治罪，“强取贼属”也是罪名之一，这个“王娘”随后也被逮治胜保的清朝官员霸占；据说他的另一个王娘蒋氏留在天京，城破后被湘军将领鲍鎰娶回原籍，陈玉成的遗腹子当时仅两岁多，也被鲍鎰收养，长大后知道身世，愤而出家，民国后还出任过省议员。史书记载，陈玉成“长不逾中人”，但容貌秀美，眼眶下有因为当年治疗打摆子薰艾留下的两个疤痕（这也是他外号四眼狗的由来），经常骑一匹白马，十分威武，英雄年少，就算再不好色，周围也难免围拢几位美女的，似也不便深责。

 

陈玉成最擅长的是野战。他的部下说他最善于用选锋，摆成前少后多的锥形阵，“层层推进，有进无退”，更善于将选锋藏于队中，假装败退，等敌军追近后突然反身杀回，100年后湖北、安徽一带还把这种战法叫做“三十检点回马枪”，三十检点正是陈玉成曾经担任的官职。

 

然而陈玉成的战场大局观并不太好，经常在大胜后忘乎所以，或者因疏忽丢失重要据点。他最忌惮的清将是多隆阿、鲍超，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跟他硬拼，而是避开他的中路，专门从两翼包抄。他的部下在安庆之战后将这一切归于天数，称“英王走运时想怎样就怎样，倒运时想一着错一着”，其实哪有什么天数，无非是“人谋未臧”而已。

 

陈玉成最大的短处，恐怕是用人。

 

陈玉成手下的大将，很少有“外人”，不是自家亲戚朋友，就是广西的老资格。他手下有著名的五大队、五小队，主将有陈时永、卜占魁、唐正才、梁成富、刘昌林、马融和等，其中陈时永是他叔父，唐正才是早年太平军水营的负责人，刘昌林是他幼时的玩伴，卜占魁则是和他一起入营当牌尾的好友；他派到丹阳一带驻防的，是陈聚成、邹林保，前者是他弟弟，后者是他姑父；他手下的重要将领中，有陈仕荣、陈时安、陈得才、陈安成等“陈家人”，有天王外戚赖文光、表弟张潮爵、杨秀清外甥陈得隆这样的“皇亲国戚”，还有魏超成、侯裕宽、侯淑钱这样的元老。

 

这些人中固然也有能力出众的，但由于他们是因关系、资历、血统上位，必然有许多人不称职。如陈聚成是陈玉成幼弟，被俘后胜保以其“年幼”，竟将其释放；张潮爵因为身份高贵，在安庆位居叶芸来、吴定彩之上，城破后逃之夭夭，当时整个安庆断粮，将士煮刀鞘、皮箱充饥，可张潮爵家房梁上却藏了两石大米；那些勋旧中，魏超成是杨秀清亲戚，以前是监斩官，侯裕宽是洪秀全的厨师，侯淑钱是管仓库的，唐正才倒是打仗出身，但带的本来是水军，这些人被重用来带陆军、守城池，岂能不误事？

 

如果没有关系、资历、血统，在陈玉成这里想出头就难了。1853年就加入陈玉成部的安徽桐城人程学启勇冠三军，可是打了七八年的仗，才混了个不入流的“先锋”职务，最终这位程大爷投奔了曾国荃，成了攻陷安庆的急先锋，后来又投奔李鸿章淮军，破苏州，破嘉兴，都是此人的作为。反观和程学启前后脚入营且表现抢眼的安徽同伴，加入李秀成部的陈炳文在1861年官拜殿后军正总提，朗天安，领忠殿大前队，已是李秀成第一流的大将，加入石达开部的童容海，1861年为殿左东破忾军主将观天义，也早已独当一面。

 

太有资历、本事也不行。名将吴如孝、黄文金都曾隶属陈玉成麾下，前者曾是罗大纲助手，官职一度远在陈玉成之上，后者更是金田起义时广西平南上帝会的首领，而且两人一个善守，一个善攻，都是出名的宿将，但陈玉成和这两人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前者大多数时间游离于陈玉成本队之外，甚至和李秀成部一起行动，后者则被扔在苏南、皖南“吃苦受罪”。

 

不难看出，陈玉成还是有私心的，他表现出“大公”一面时，往往是因为公私可以兼顾；一旦公私利益相悖，他的思维模式，和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其他太平天国后期外将，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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