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字狱：专制王朝的腥风血雨

 

清朝文人的“避讳”与鲁迅对文字狱的记述

 

无论是篡改历史，还是隐瞒真相，只要是略知羞耻的民族都会把它当成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而有清一代却特别擅长把坏事变好事，化无耻为权威，将篡改历史、隐瞒真相公然说成“避讳”。避讳，说白了就是为了附合“圣”意，理直气壮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

 

满清王朝为实行极度狭隘敏感的文化专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除了“销毁”和“撤毁”之外，另一个办法就是“避讳”。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转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55页）

 

既然是否“避讳”被满清帝王视为“顺逆凭证”，那么奉命编纂《四库全书》的汉族馆臣们也就顾不得什么史实的真伪了。陈垣先生曾经极为详密地揭露四库馆臣在用《永乐大典》辑集遗书时所作的手脚，共总结出《四库全书》中的十项避讳：忌虏第一，虏改敌，虏骑改敌骑，北虏改契丹，虏主改契丹主；忌戎第二，戎改契丹，戎王改契丹王；忌胡第三；忌夷第四；忌犬戎第五；忌蕃忌酋第六；忌伪忌贼第七；忌犯阙第八；忌汉第九；杂忌第十。避来避去，忌来忌去，不仅史实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文理不通，不堪卒读了。

 

更加可笑的是，在这股避讳之风影响下，雍正连同代文人刊印的书籍都看不懂、闹不明白了：“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至也。”（见黄裳《笔祸史谈丛》页56）他还宣称，如果今后不加改正，将“照大不敬律治罪”。他这简直是让那些以文为生的士人没法儿活了，在左右为难，再三权衡之下，四库馆臣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满清帝王，该避讳的时候，还得继续避讳。

 

“避讳”不仅仅是为统治者伪造了历史，其伤害所及，已经波及到各个文化领域。许多文稿不得不因此反复删改，惟恐因此召来笔祸。黄裳先生曾经以《红楼梦》为例，说明当时文人的惶恐不安之情。曹雪芹在《红楼梦》旧抄本的“红楼旨义”中曾经这样写道：“此书不敢干涉朝政，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去……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为此，他还改掉了“大明角灯”之类的危险字面，删去了许多涉及满人的情节。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两篇有关清文字狱的文章，一是《隔膜》，一是《买〈小学大全〉记》，都收在他的著名杂文集《且介亭杂文》里。在《隔膜》里面，他引述《清代文字狱档案》第八辑中“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在清文字狱中士人的另一种表现。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生员，听说乾隆将谒泰陵（雍正的陵墓，在河北易县，原注），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鲁迅全集》第六卷43页）

 

这“自传”似的文章所以“十分特别”，是因为冯起炎除了介绍自己的简历之外，还说到自己同时看上了两个表妹，却不知如何表白，即使是表白了人家也未必肯许他，于是想到“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直奔当地官府，那这两件婚事就一定能成，他也就如愿了。

 

鲁迅先生就此总结道：“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的结局却不大好。直隶总督袁守桐拟奏的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旗丁中按照身份地位，分为阿哈、披甲人和旗丁三种。阿哈即奴隶，多是汉人、朝鲜人；披甲人是降人，民族不一，地位高于阿哈；旗丁是女真人。披甲人即为普通士兵）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与《隔膜》中引述的那种小案子不同，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里追溯的则是颇具影响的尹嘉铨案，但是，也同样荒唐。《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就是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孝子，乾隆曾经写诗给过褒扬，他本人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曾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他的这部书，当然也曾“进呈”，乾隆见到后还曾写下过：“好！知道了。钦此。”这么几个字，也算是给予了嘉许。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按说已经一大把年纪，应该淡泊名利，颐养天年了，可他还是忍不住想求个虚名。结果，却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指使儿子送上去了一本奏章，为他父亲请谥，可换来的朱批却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当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居家，汝罪不可逭矣！钦此。”尹嘉铨预先并没想到会碰这么大一个钉子，所以在上面的那本奏章送上去后，紧接着又上了一本，请求准许“本朝”大臣们在祀孔庙的同时，也顺便祀一下他的父亲。这回可真是把皇帝惹恼了，发起了雷霆之怒，再下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然后，经大学士三宝（满洲正红旗人、当时官至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人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好乾隆还算宽大：“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按照当时的标准，尹嘉铨也算是一代名儒，一个严守孝道的道德楷模，而且还曾经受到过“圣上”的嘉许。也就因为图个虚名，结果惹恼了乾隆，落个“晚节”不保，横尸法场。独裁者的喜怒无常、残忍暴虐，以及士人的自贱求荣，都包含在这桩“奇案”里了。

 

数千年来，既卑躬屈节又愚昧自大的中国的士人愧对了自己，也愧对了我们这个民族。不说那些势利小人，就连那些享誉历史的名士们，其最高境界也不过是退隐江湖，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苟且偷安而已。他们或者不断麻痹自己，或者不断愚弄民众，使这个民族在一个又一个历史轮回中始终停滞不前。

 

京剧《法门寺》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奴才站惯了，不想坐。”中国士人的关节早就因长期缺钙而严重退化，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坐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多次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这个成语，把知识分子比做“毛”，具有天然的依附性。过去，他们依附有权人，皇帝、上级、首领、帮主……现在，他们依附有权人的同时，还依附有钱人，总裁、老板、董事长、企业家……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士人来说，连谈论快乐这个问题都是奢侈的，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自我，既没有找到本应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也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主体价值。世事变幻，循环往复，他们始终随波逐流，忙忙碌碌，在为新老权贵们“帮忙”与“帮闲”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与其他士人同类争风吃醋，钩心斗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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