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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道乃诡道：反思中国文化中的“暴力”倾向
然而，对内我们却不能这样说。
关于“武”的字义，人们每称“止戈为武”，并由此判定传统文化的反战倾向。但这尚需具体分析。杨伯峻先生指出：甲骨文中“武”字“象人持戈以行”（《春秋左传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P744）。足见最早的“武”字，是“持戈”，而非“止戈”。本字何时演变为“止戈”字形，难以确考。但如此释义，则始见于于《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文称：楚庄王大败晋师，大臣请求“收晋尸以为京观”；庄王未许，并以“止戈为武”开示。其语云：“非尔所知也。夫文（指“字”——引者），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罪无所（犯），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显而易见，他是在谈“武”的最终目标，而非给“武”下定义。《风俗通义·声音》谓：“武，言以功定天下也。”马基雅维里也认为，战争的目标是“征服和维持他们的征服物”（《论利瓦伊的<罗马史>》）。既然天下已定，晋人已顺服尽忠，就完全可以“止戈”，也无必要“收晋尸”示众以树敌了。因此，“武”的本义，恐怕还是“持戈”，以强力和暴力予以征服，而非“止戈”。故而“武”字尚有《说文》之外的多义，诸如“力也”（《玉篇》），“勇也”（《广雅》），“伐也”（《春秋繁露》），“戡定之义”（《义府》），“刑之大者”（《逸周书·宝典》朱右曾校释），如此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则已成国际显学。常言说：“实践出真知”。任何理论，无不从实践中来。这如许兵书，实乃建立在无数血腥战争之上，而非从“和谐”中来。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零估计：仅战国四次大战，即杀人百万；山东六国争战，约死伤四百万，完全是“世界大战”水平（《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7，P90）。可见，《孙子兵法》一类兵书，实为数百万人的鲜血所浇灌。以此而论，兵法发达，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吾邦的悲哀。而《财富论》阙如，则令人不无遗憾。
中国古代，号称“宪章文武”，“各随时而用”；而且是“制胜御人，其归一揆”（《旧唐书·魏元忠传》）。可见，统治者从来没忘过“武”也即“暴力”。 《鹖冠子·近迭》还有“人道先兵”之论。齐鲁“八主”之祠，其中就有“兵主”之祠。孔夫子是讲过“焉用杀”（《论语·颜渊》）一类话。但他也主张“君子怀刑” （《论语·里仁》）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刑”和“猛”，就都与“暴力” 有关。宋代理学家邵雍，也称“文武之道，皆吾家事”（《文武吟》）。孝文帝《讲武诏》谓：“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魏书·孝文纪》下）
所谓“止战”、“尚同”、“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终难制止住。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就残酷得很，一点也不“和平”。他讨伐蚩尤，活捉对手。为了警告作乱者，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有人或辩称，此乃不可靠的传说。而夏、商时代的惊天酷刑，什么“刑辟”，“炮烙”， “脯鄂侯”，“剖比干”，可是史有明载的吧？后来，又花样翻新，什么“抽肠”，“剥皮”，“凌迟”，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的刑讯逼供，也是有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是个例证。
已如前述，产生《孙子兵法》前后的时代，更是战乱频仍，杀人无数。后来又如何呢？据有人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汉朝号称“盛世”，但刘、吕权争，刘姓内斗，以及株连臣民，竟至杀人如麻（资中筠《君王杀人知多少》，2005－03－04《文汇读书周报》）历代杀戮，既有官杀民，也有民杀官，还有官杀官，民杀民，等等。其中或偶有“战以止战”之战，“杀以止杀”之杀，但大多数却是主动抢夺“权”、“利”之战之杀。就是正统史书，也承认“春秋无义战”呢。即使是止战之战，也不应坑杀降卒，而在中国却司空见惯。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启就坑杀赵降卒四十万。汉王莽攻破翟义之后，竟也夷其三族，诛其种嗣，至皆同坑（《汉书·翟方进传》）。
无论朝野，均时有刺杀、劫持等恐怖活动，甚至被当作英雄行为歌颂。自古迄今，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不绝如缕。历代农民起义，也未能避免滥杀。现代农民革命，也充斥暴力滥用，从斗地主到斗“走资派”。那场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尽管有 “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还是动用了棍棒刀枪。在民间关系中，也每每靠拳头争老大，话不投机，即拔刀亮剑。民众对剑侠、武功和奇招暗器的推崇迷醉，当今大中学生对战史、兵器的喜好，军事文学的热销，青少年对暴力游戏的热中沉迷，无不表现出暴力崇拜。从古至今，家庭暴力不断，而且往往发生在文人之家。
既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必然形成“抢到天下是王，抢不到天下是贼”、“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观。就象帕斯卡所说：“我们既然不能使正义的获得强大，强力的就成了正义的”（《沉思录》第298条）。斯大林所谓“胜利者不接受审判”（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第35页），也是这种逻辑。
此种逻辑，乃至波及诗词歌咏和词语构建。岳飞《满江红》词，竟以“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喻其“壮志”。江湖义气，救人急难，被称为“两肋插刀”、“拔刀相助”。《史记·平准书》“以武断于乡曲”语司马贞索隐称：“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凡此，都在崇信践行“持戈为武”，“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又何“和平”之有？俗谚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是根本不让你“说”。这充分反映了理性法则面对暴力法则的弱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