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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富强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作者:许纪霖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0年06月10日 点击数:

 
去年欧美有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是马丁·雅克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到了2050年,中国将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那个时候全世界代替美元的全球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将替代纽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汉语将像英语一样风靡全世界,孔子就像柏拉图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他的经典。他说,过去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中国到了2050年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将以文明统治全世界。
 
    真的有这么好的美景吗?中国真的崛起了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它会走到哪里?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与美国一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马丁·雅克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是近代人所特有的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原来的学生小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老师大清帝国,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败。于是到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他有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上上下下为之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讲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这个追求没有断过,从大清朝到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论强权》,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之公理也,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套观念从晚清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船尖炮利,看重的是物。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过去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核心竞争力。什么是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一种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具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并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为什么强盛,日本为什么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个内容是刚才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宪政到改革开放30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造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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