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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道乃诡道：反思中国文化中的“暴力”倾向
确实，“暴力”主宰话语权，“以威势主断曲直”，象一个幽灵，一直在中华大地游荡。谁有权势，谁就垄断了真理。孔子以思想言论罪诛少正卯，儒学信徒多曲意维护。孟子将杨墨之“道”，诬为“率兽食人之道”（《孟子·滕文公》）；荀子希望对“奸言”给予“势以临之”、“刑以禁之”（《荀子·正名）的惩罚；韩非则力主“禁心”、“禁言”（《韩非子·说疑》），“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言获罪，肝脑涂地啊！革命家也未能免俗。陈独秀倡扬白话文时就主张：“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145页引）此种心态，实乃伴随整个革命进程。时至今日，在最为“自由”、“平等”的网络论坛和博客里，又有多少话语暴力啊！
“和平”、“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应大力提倡。问题是，中国几千年，存在过“和谐”吗？当今社会（包括台海两岸）有“和谐”吗？而今重提“和谐”，不恰恰因为当前极不“和谐”吗？我们自己尚且不“安静”，又怎能开示“全世界人民”呢？而西方社会比如北欧，要比中国“和谐”、“安静”得多，人家的经验，是否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呢？
在万千论“武”（战）言论中，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语最为精辟。换句话说：战争就从政治失序处开始。人类如能平等协商利益分配，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就不会有战争。然而，人们却往往不愿或不会协商，转而迷信暴力。春秋战国恰是个政治无序的时代，必然峰烟四起，权谋连翩。刘向《战国策叙录》即谓：战国“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孟子、孙卿儒士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荀子为战国之后设计了“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荀子·王制》）的政治秩序。但由王权确定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各利益群体就很难“相兼临（制约）”。生产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终只有通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的频繁，暴力的泛滥，恰恰彰显出政治的无能。对内的强横，对外的文弱，又必然产生联外打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枭雄。因此，决不可对中国王权文官政治及其影响估计过高。
中国兵法谋略极其丰富，然而，兵道乃“诡道”，“兵以诈立”，西方文化也承认这一原理，甚至以展到“暴力与欺诈在战争是两种主要的美德”（霍布斯《利维坦》），至谓“在战争行为中，欺诈却是值得称赞和光荣的”（ 马基雅维里《论利瓦伊的<罗马史>》）。
物极必有返。我们兵法的繁荣，也造成了“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魏源）的滥用。这种滥用，首先表现于权力斗争。政治游戏，本应公开透明，按游戏规则来玩，光明正大，君子动口不动手。但中国古代，却是政不厌诈，政不离武，充斥阴谋诡计和暴力；王权更迭，也罕见和平过度。后晋节度史安重荣一语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安重荣传》）此与李逵“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是一个思路。改朝换代，何时不充满刀光剑影？“打天下，坐天下”，成为历代统治者执政模式和心理。
宫廷权争，也充满阴狠诡诈、刀剑血腥，甚至君臣、父子、兄弟相残，血案迭起。仅《春秋》一书记载，在纪元前722至481年的242年间，臣弑君的事件就有100多起。在权争中，王莽四个儿子，有三个被他杀死，唯一的侄子也无幸免。南朝宋文帝死于儿子刘劭之手，不久刘劭又被兄弟刘骏攻杀，刘骏又杀害其弟刘诞等。刘骏共有28子，竟被刘彧杀了16个，被后废帝杀掉12个，一无善终。同室相残，其酷如此！唐代玄武门之变，更是典型的兵不厌诈，和杀兄、害弟、逼父的残酷表演。而李世民大权在握后，却又大批“文不如武”，大讲“文治”与“和平”了。历代君王，无不以诈术治臣，使群臣生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之中。白居易有诗慨叹：“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太行路》）
马克思曾指出：在欧洲封建地产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2页）。这话也完全适用于中国。洛克认为：“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政府论》下篇）。中国古代的极权奴役政治，必然使人际关系处于战争和“冷战”状态，“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狠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集权专制，又激发出权力者最卑鄙的情欲，将人类最真纯的情愫包括天伦之情扼杀尽净。所以，洛克指明：“专制权力”，决不能“纯洁人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政府论》下篇）。
其实，这种兵谋诈术的滥用，也渗透于仕宦缙绅之家的内部关系。父子算计，姑嫂斗法，兄弟阋于墙，比比皆是。号称封建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对此就有淋漓尽致的揭示。荣宁二府上下人等未必读过《孙子》，但其斗智斗勇，大可为兵法作注。魏源将天地间之“兵”经由“道”溯源于“情”，但“情”却变化万端。大观园中少男少女的情感“战争”，也不乏“兵法”运用，正可谓“情不厌诈”。在平民阶层，也信奉践行“知人知面不知心”，“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多留个心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类人生准则，从而形成国人城府极深的人格特征。此也是“兵不厌诈”文化熏陶的结果。
孟德斯鸠和洛克都认为：一个正当的立宪政府拥有解决分歧的能力，无需诉诸武力；市民社会是一种和平状态，政府仲裁和法律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公民之间正当自卫权利，无须攻击别人（见《政府论》、《论法的精神》）。苏格拉底曾谓：专制潜主“总要挑起一些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柏拉图《国家》）。霍布斯也说过：专制主义的国王和主权者，“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利维坦》）。
正是市民社会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种种“止战”、“去杀”、“和为贵”的倡导，不过是力图改革现实的乌托邦罢了。当然，社会也需要乌托邦，它们能成为批判、矫正现实的武器，并给人以希望。但要让理想成为现实，必须有相应制度安排。否则，乌托邦就可能成为一种自我麻醉，将主张混同于文化现实，从而回避现实矛盾和时代任务。
破除“中国自古和平”论的神话，教育国人尤其是执政者，学会平等政治协商，不以暴力相胁迫，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是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政治改革的紧迫任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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