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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火如入清凉界：皇权下的张居正为何失败
改革者的专制
柏杨曾感叹：当明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朝建立一百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限制王权，保障人权。
张居正也没有逃脱专制的局限，最突出的，是在他的操纵下，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诏毁掉全国书院约六十四处。他的理由是反对空谈，并且反对以讲学为名牟利。
张居正的确是一个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争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那些以营利为惟一目的的书院，固然不足挂齿。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其实，早在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就砍杀教育。明朝学制，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明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宣德年间又有所增加。张居正下令压缩，规定“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在实际执行中，“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这一劣政，使张居正广受批评。
明朝有办书院的传统，到处开办书院讲学。最著名的像万历三十二年（1604），罢官回家的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另外像崇祯六年（1633），张溥、张采等人在苏州成立复社，切磋学问，批评权臣。
各地书院最让当局头疼的是议论朝政。因此，明代围绕书院问题多次发生激烈斗争。明代比宋代特别是北宋要专制得多，对书院也多次禁毁。嘉靖十六年（1537）、十七年（1538）就曾下令毁掉书院。
即以著名的东林书院来看，到熹宗天启五年（1625），东林书院批评权奸的讲学活动引起大太监魏忠贤等人仇视，下诏毁掉天下书院。魏忠贤还罗织罪名，向全国公布了一个309人的《东林党人榜》，通缉追捕，致使一大批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惨遭杀害。
在张居正时代，讲学诸子中最著名的是江西人何心隐 （本名梁汝元）与福建人李贽。这两位学者都是王阳明学说的传人，先后在湖北孝感和麻城讲学。他们学问精深，特别是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思想家。这二位在讲学中讥讽宋明理学，挑战传统社会秩序，评论当朝时事，被保守派视为“非圣无法”的异见分子。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十三岁的何心隐去北京访友时曾见过张居正，当时三十五岁的张居正还是翰林学士，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张居正当政之后，何心隐和李贽在讲学和著作中对张居正都有批评，尤其何心隐，更是直言不讳，指责张居正压制思想自由，迫害“异端”，打击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
当代学者侯外庐说何心隐是 “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葛兆光则说何心隐 “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也对何心隐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张居正不这样看。
万历四年（1576），何心隐被通缉，罪名是聚集门徒，扰乱时政。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南安（江西大余）把总（低级军官）朱心学抓获，解往武汉，被湖广（武汉地区）巡抚王之垣下令在监狱中用乱棍打死。何心隐在死之前对王之垣说：“公（你）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李贽虽然曾经称赞张居正是 “宰相之杰”，但也就何心隐之死撰文揭露张居正。李贽说，武昌数万民众看到街头贴出的何心隐罪行告示，都为何心隐喊冤，这是人心所向。杀何心隐的人，是为了讨好张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张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杀害了何心隐。
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都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者，都不如春秋时期的子产。张居正追杀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比王安石更恶劣，更严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者的悲剧。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
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却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整客体的意义。熊十力说张居正得益于《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也就是说都能相融相通。
张居正曾多次表达他的出世思想。“仆（我）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中途）为时所羁绁（绳索羁绊）。”他长期在风口浪尖讨生活，难免会作如是想。美学家朱光潜的一句话，可能符合张居正的实际，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张居正的《与李中溪书》等文章，的确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他说：“居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噪殊途，其致一也。”在张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凉界。他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穿透精神，这样的悟性根基，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从这些自慰、自励和自解当中，难道还体验不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吗？
他不但以赫赫威势弹压群臣，强力推进改革，而且还以道德之师自命，与皇室展开激烈博弈。他曾多次制止神宗、李太后以及大太监铺张浪费的额外支出，迫使神宗收回成命。熊十力称赞张居正“执法之严，自汉以还二千余年间，未有如是者也”，“自皇帝、皇太后以及中贵 （皇宫贵人）皆绳之以法，不许遁于法外。”“彼（张居正）盖欲置皇帝于纯粹无为之地，而以宰相总揽全国政权。”
然而，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任何人敢于这样做，必然后患无穷。
渐渐长大的神宗对此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居正不仅要面对不满的官员密报弹劾，而且要精心地提防来自神宗的冷眼。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因病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二十岁的神宗去掉了头上的紧箍咒，积之既久的愤懑爆发出来。诸多官员看风转舵，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
万历十一年（1583），神宗剥夺了张居正的官衔和勋级，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胜拷打，被逼自杀。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易和次子张嗣修充军边远之地。
神宗的诏书颠倒黑白，说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主负恩，谋国不忠。”
此后的作为，一切与张居正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上下松懈，张居正的新政灰飞烟灭。
张居正的改革被否定之后，明朝陷入“纲纪废弛”的颓败境地，每况愈下，直到六十多年后的崇祯年间，终于崩溃。
否定改革的皇朝，将会失去生机，最后一定是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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