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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义和团”：“革命史观”是种错误史观
重新审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
深度对话：您认为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参照系？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去看人看事，不带偏见地以一种同情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呢？
杨天石：这个标准，可以借用和参照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作为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可以叫“三个标准”。
比如，第一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看他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第二条，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看他对于文化发展是推向更高的层次，还是阻碍文化的发展。第三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研究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对民族、对于老百姓、对于人民是有利还是无利。
深度对话：史观问题在近现代史学界尚未争出胜负，您对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和人文史观怎么看？
杨天石：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应该怎么写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革命史的，一种是现代化的。我个人不大赞成这种模式划分。
革命化的模式有它的毛病：容易突出革命，忽视社会的方方面面。拿近代史来说，过去通常讲近代史有三次革命高潮，就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用“三个代表”来分析的话，恐怕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不能做很高的肯定，你能说代表先进生产力吗？恐怕不能算。你说它代表先进文化吗？恐怕也不能算。
义和团不仅不代表先进文化，代表的反而是一种落后的、狭隘的旧文化。
如果把一部近代史看成刚才讲的三大高潮，那么三大高潮中的两大高潮都站不住脚，都无法肯定。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把许许多多革命之外的东西否定。
比如“洋务运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定的，为什么否定呢？八个字：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就是因为洋务派对外签了好多“卖国条约”，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对外是妥协的、投降的，对内镇压太平天国。
但是，用刚才讲的“三个标准”去衡量：第一，“洋务运动”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生产力，中国原来是农业社会，现在把西方的现代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引进来，它当然会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二，“洋务运动”办学堂、培养翻译人才、送中国的学生出国留学，学了声光化电，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这都推动了先进文化嘛。
所以，如果我们用三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洋务运动”就不能全盘否定，它是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向上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就要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正面的作用。
虽然洋务派不赞成革命，甚至也不赞成改革，不赞成维新，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梯，这个阶梯你要跨过去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革命史的模式会把有些不该肯定的东西肯定了，把该肯定的忽略了。把义和团运动作为革命高潮，那是荒唐透顶。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灭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当然要反对，“扶清”的革命性何在？说句老实话，我一点也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按照所谓的“革命史观”，可能是肯定了不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了不应该否定的东西。
另外，革命史的模式会把近代史的丰富性排除。比如近代史上曾经盛行的两种思潮，一种叫“科学救国”，一种叫“教育救国”，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救中国，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救中国。
按照革命史的模式，只有革命才是正确的，所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被认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潮，常常被否定。
所以，我不赞成所谓“革命史”的模式。现代化的模式是不是更好一点？更全面一点？我没有想好，我个人主张写历史不需要什么模式。先确定一个模式，很可能会画地为牢，就把自己局限住了，或者说把自己困住了。
如果说非要有模式，那就只有一个模式，就是实事求是的模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原来是什么样的你就怎么写。
这牵扯到“方法论”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过一段话：“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段话不太好懂，核心意思是原则是从历史里抽象出来的，所以不是历史去适应原则，而是只有原则符合历史的时候，这个原则才是正确的。
人们在写作之前可能要给自己规定几个这样那样的原则，所谓“革命史”模式也好，“现代化”模式也好，实际上都是人们确定的原则，就是写历史的指导思想。
我觉得坚持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个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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