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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之祸：清廷为何把日本侵台赞为义举？
这种“政治口实”的获取，依赖于日本使节同时熟悉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观”。副岛本人出使期间，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时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恍若不经意地质询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吐蕃所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杀害贵国之人则从未听说。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
这番回答本已相当得体。但柳原继续“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质疑清廷“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难免开始朝“天下观”方面倾斜——
毛氏回答：“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就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1873 年4 月5 日上海《申报》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中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岭南莲塘生”说：
“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中土何碍焉！”
其中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人之心。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文化层面。
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此铺垫，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4月11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
《要略》重点提及1873年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中，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
外人点醒：清廷恍然领悟日本真正用意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文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
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直到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送直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强硬反击。李于5 月11 日后连续照会西乡从道，称：
“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缘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
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4月18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获知的信息告知中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中国认为番地不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见，与英国大致相似。
缘此，清廷于5月14日发上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李鹤年5月11日的强硬照会，与稍后的上谕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
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观”里“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调：
“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这种“番地”、“腹地”的区分，难免又被日本曲解成“番地无主”。故而，总理衙门于6月5日再次发布上谕，严厉强调：
“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
“天下观”里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须服从于“世界观”下的领土主权。这是清廷对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对之后挫败日军侵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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