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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之祸：清廷为何把日本侵台赞为义举？
结语：前车之鉴犹在，观念转型奇难
日军1874年侵台，其实是对俄国1858-1860年骗取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手段的抄袭和复制，并不新鲜。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用了3年时间，仅得到8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四年，英国仅得到11平方公里的九龙尖沙咀，法国寸土未得。两次战败，清廷均引以为奇耻大辱。1858—1960年，中俄两国无战事，俄人不损一兵一卒，即自中国骗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清廷竟无丝毫耻辱之感。
个中情形，与1874年颇为相似，同样是陈旧的“天下观”在作怪——正如日本处心积虑制造“番地无主”的论调一样，俄国人穆拉维约夫当年也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声称“空旷土地”即无主土地，不属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对领土主权毫无概念，竟向咸丰皇帝奏报，称《瑷珲条约》割给俄国的土地“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咸丰也毫无领土主权概念，脑子里幻现出的，全然是“天下观”理念下的抚夷手段：“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所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
1874年的台湾，险些也重蹈了东北库页岛等地的覆辙。清廷最后意识到日本的隐秘用心，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北京专条》里有这样的记载：
1．“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 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 遂遣兵往彼， 向该生番等洁责。”——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为稍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
2．“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余概不问，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丢失琉球、是非颠倒尚在其次，帝国最大的隐患，仍然来自传统“天下观”与近代“世界观”之间的彼此隔离。
1874 年8 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准备用国际法与中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40 多天，中日5 次会谈，均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万国公法》，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文祥也在问答中说道：“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中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中国。”
“天下观”不亡，“世界观”不立，外交永远“鸡同鸭讲”，求富也好，求强也罢，都如梦幻空花。
附：1874年度言论：大久保利通自承“无充分宣战之名义”，且开战对日本极不利
大久保利通：开启战端，将是损害日本主权独立之大祸
日本1874年出兵台湾，本无实力硬夺——当地“番民”的抗击即已使日军于骑虎难下。所以，一开始，日本定下的主策即是欺瞒蒙骗，而非武力对抗。最怕谈判破裂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大久保利通当日所写日记，可以窥见此节：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不得终结……战端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然则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独决。”
但总理衙门对此竟毫无察觉。
威妥玛：日本不要染指台湾，应向朝鲜发展
英国向日本政府表示“英国不能以日本占领台湾为满意”。
日本外务卿寺岛力图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说明，日本要攻打的地方并不在中国管辖之内时， 巴夏礼回答说， 他“在华居住了多年， 一向就知道该岛台湾的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 。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对来华谈判的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说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首先支持。
美国驻日公使：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
美国驻日公使于4月18日在美国使馆接见日本外务少辅卜野景范，表示“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将阻止美国船舶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用。”并要求日本解雇提出“番地无主论”的Le Gendre。
迫于压力，日本政府遂改派Le Gendre秘密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各地，试图以其外国人的身份恫吓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中国地方官员，同时侦查中国备战情况。
8月6日，Le Gendre抵达厦门后，即被美国驻华临时代办下令逮捕，转交上海美驻沪总领事馆审讯。
李鸿章在琉球归属问题上松口
日本政府在谋取台湾领土遇挫之后，并无意使冲突升级为战争。7月16日，日本外务省出仕田边太一前往北京，向谈判代表柳原前光传达谈判要领：向清廷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机否定清廷对琉球的宗主权。
8月20日， 柳原前光正式致函总理衙门， 表示：“夫我伐番义举， 非恶其人，非贪其地，务为保恤己民起见”，并 要求清廷拿出一个彼此都有台阶可下的方案：
“贵国别有何等施设方法，指明后局，使本国此役不属徒劳，可令下得了场，以固睦谊， 是本大臣肺腑之望。”
李鸿章在9月5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就琉球问题作出了明显的让步：
“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巳阅三年， 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辨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己，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士兵远道艰苦，乞恩稿赏馆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 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 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靡勿绝之心。”
这段言辞，虽未明言琉球主权归属，但很显然，琉球难民之案“中国亦小有不是”之语，等同于是认可了日本在琉球难民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追究权，与之前总理衙门所坚持的琉球难民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与日本无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资料来源：《同治朝夷务始末》，中华书局/出版；邵建东《李鸿章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载《安徽史学》1998年02期；贾益《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论与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变化》，载《民族研究 》2009年06期；马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始末》，载《文史精华》200年11期；《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上）》，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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