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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文革”时代公德私德均遭扭曲破坏

作者:许纪霖 萧三匝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3日 点击数: ( 字体: )

 
 
南方周末:反思精神的匮乏是不是与对“文革”进行反思的空间大小有关?
 
许纪霖:我并不认为外界因素很重要,有些东西是写给自己看、写给抽屉看的,很多人现在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问题在于自身心态没有超脱出来。
 
南方周末:缺乏谦卑、感恩、敬畏心态跟市场经济的不断兴起也有关系?
 
许纪霖:第二个因素就是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非常功利化,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
 
人性中既有神性又有魔性,大部分人的行为,相当意义上取决于环境,好的制度环境会把人内心向善的一面激发出来,环境很差,它会把人性恶给激发出来,制度的改变是首要的。
 
但并不是制度变了以后,人性自然而然会变,或只能期待制度的变化,制度之外还有风气,风气和道德有关。今天,不仅外部制度环境有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风气有问题,一些好的传统都断掉了。
 
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南方周末:问题是怎么来改变这个局面呢?
 
许纪霖:把病症搞清楚才能开药方,而且有时候病症搞清楚了也未必可以开得出药方,可能要长期调理。只能让老百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能在岸上比划好了再跳下去。
 
制度变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灵的改变、风气的改变,这就要重建文化和伦理的秩序。
 
国民党的宋教仁被刺杀,上海地方法院可以传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到庭问询。为什么后来搞得那么糟?五四的人后来总结说,没有形成维护制度的文化,文化建设是长期的。
 
台湾两次选举都有开枪事件,第一次是阿扁操弄两颗子弹,但这次事件两党都没有操弄,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的进化。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但文化的改变需要三代,是渐进的。我想强调的是重建社会和重建伦理的意义。
 
南方周末:思想界一直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文化制约论”;一种主张“制度决定论”,你大概是比较赞成前一种了?
 
许纪霖:要提防两种极端倾向,唯制度论和唯文化论,制度和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好制度会激发起好的文化,好文化也能够成为好制度的温床。
 
南方周末:如何进行社会和伦理重建?
 
许纪霖:鉴于毛泽东时代建构了一个过于强大的权力系统而消灭了社会,邓小平从1980年代开始有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希望大量的社会事务让社会自己来承担,让它释放活力,而政府只承担它应该承担的功能,这是对的。
 
秩序不能仅靠权力维持,要靠社会自身的力量。政府如果管制失灵,社会又无法自身产生一种秩序,那会很可怕。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重建,要通过社会的重建产生出来。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唤起了几亿人的同情心,大家突然感到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命运感,几万个志愿者奔赴灾区,这是一场社会重建运动。最新的例子就是上海火灾,10万市民自发献花哀悼,我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社会重建运动。
 
南方周末: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社会的重建还是有希望的。
 
许纪霖: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
 
不要把社会看成政府的对立面,而是要让社会焕发出自身的活力,把人性中向好的东西焕发出来。志愿者组织不是破坏性的力量,恰恰是一个积极的社会重建的力量。道德不是用来说教的,道德重建、伦理重建不是靠读经、靠灌输的方式能够奏效的,而是要通过道德实践。知行合一是儒家的传统,儒家从来不认为培养君子仅仅靠在书院里读四书五经就行的。这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运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可爱。
 
政府要给公民伦理重建、道德重建的实践空间,公民也要能够抓住机会实践。
 
南方周末:当下如果不着手进行社会、伦理重建,最糟的局面是什么?
 
许纪霖:今天的中国,最大的乱源在人心。人们心中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乱?
 
以前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集体主义社会,现在重生了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原子,互相之间没有情感,只有交易、利益。
 
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别人,整个社会没有秩序,但是社会总需要秩序,大家就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维持一套刚性的秩序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知识分子除了常识,还要有知识
 
南方周末: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建和伦理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许纪霖: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在公民运动当中,有很多活动知识分子参与了,但他们是以市民和公民的身份参与的,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常识和良知的问题吧。
 
但如果问题很复杂,一般公民参与不了,那时知识分子就需要以专业的身份出现。知识分子有一个工作别人做不了,就是在重大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之后,思考、总结、阐释事件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帮知识分子朋友讨论上海花祭事件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典范,鲜花也是力量,表达诉求和愿望也可以通过理性的、甚至是非常优雅的方式。应该让公民运动和政府中的理性力量实现互动。上海花祭非常温柔、理性,但同样成功。
 
南方周末:你大概是自由主义者中对后现代理论最为同情的人了,你也曾经提出了一个“当后现代终于来临时,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处在现代化阶段,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后现代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纪霖:以这种方式理解后现代是对后现代的误解,现代和后现代并不是两个时期。后现代学说的核心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确定不移的普适价值,而现代性还相信有普适性价值。
 
后现代学说有一些革命的、解放的意义,能够扫除启蒙思潮当中的唯理主义、全知全能的弊端。但后现代不能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就会产生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没有善恶是非之分,会非常可怕。
 
我采取的是一个介乎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之间不是互不相干,不同的文化之间其实还共享着一套普适价值。这价值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而是存在于各种特殊的文化当中的。这样理解可以防止两种极端化倾向。
 
南方周末:你强调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专业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发言,这是不是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许纪霖: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除了常识之外,还要有知识,你有你的知识,我有我的知识,合起来就构成一种极强的力量,能够揭穿借助专业知识进行自我辩护的各种权力的秘密。
 
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是媒体知识分子的毛病。学院知识分子的毛病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学院知识分子要更多的公共性,你的意义在哪里,要在公共性上获得证明;媒体知识分子则要多一点知识。
 
公共知识分子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他面对公共事务发言,必须要能够承担起责任伦理的结果。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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