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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文革”时代公德私德均遭扭曲破坏
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切莫把某一种价值极端化
南方周末：你在思想上与王元化先生相似？
许纪霖：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我对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一些同情的了解，但都有批判。也许我是一个儒家吧，更喜欢中道，不太喜欢偏激。
原教旨自由主义和左派处于偏激的两个极端，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一些基本的教条，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新左派又极端反对资本主义，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
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南方周末：你讲过中国一直缺乏从洛克到哈耶克这一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许纪霖：自由主义有好多支，最忌讳的是认为自由主义有道统。原教旨自由主义就相信有这么一套道统，其他自由主义好像都被污染了，这比较可怕，它不是开放的，是封闭的。自由主义内部也充满了张力，它在当代世界是主流，凡是成为主流的东西都非常丰富。
我比较接近罗尔斯。他并不迷信市场，认为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同样有可能产生不公正，所以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矫正自发的市场所产生的弊端。他内在地结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把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用他的方式来融合，形成了他的正义观。
切莫把自由主义封闭起来，觉得自己信奉的是惟一的、最好的，其他都错。
这个时代是由媒体包装的，极端最具市场传播价值。极端的意见都是颠覆性的，但任何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我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所以当某种极端声音出现后，我总会怀疑它是否超越了合理性。中道为什么好？就是不走极端，像密尔说的，真理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只是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而已，每一条腿都是真理，但是都是局部的真，整体的真理是在不同意见之间互动、交流、批判的结果。
中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不是算术平均数，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产物。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都会产生人类的悲剧，绝对自由会成无政府主义，绝对的平等我们曾有教训。中道是有原则的。
对民国知识分子情有独钟
南方周末：你写傅斯年时提到，自由主义者“好做帝王师”？
许纪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自由主义者极具批判性，坚守民间立场，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愿意在体制内实践理想。比如，王世杰就是国民党体制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他做国民党的高官，还是有一些信念没变。自由主义者和权力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南方周末：好人进入政府不是一件坏事，但好人政府这种理念可能不成立。
许纪霖：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制度不变革，再多好人进政府也没用，也无所作为。第一步需要变革制度，而不是好人进政府。
南方周末：你做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许纪霖：1980年代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认为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缘故，这个问题我后来有反思，传统文化也能塑造独立人格，儒家讲的道德也能塑造独立人格，人格可以超越文化。
这30年我做知识分子研究，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以此来反思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南方周末：你讲过如果说把20世纪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的话，你的兴趣还是集中在前三代，为什么？
许纪霖：有距离感比较容易对话，可以看得更清楚。做研究就像拍照片一样，不要以为给他一个特写就看清楚了，要理解他的意义一定要把镜头拉开，最好是用广角镜。我对民国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这一代人有一些特殊的光彩让我喜欢，在情感上我能找到与他们共鸣的东西。
南方周末：谁堪称当代思想家？
许纪霖：这不是一个能回答的问题，再过50年看。
我们这代人缺乏反思和谦卑
南方周末：你对你们这代知识分子总体上如何评价？
许纪霖：“17年（1949年到1966年）一代”是受到布尔什维克教育长大的一代，是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王蒙是那代人的典范。所以，北岛说：“我什么都不信”，王蒙说：“我们这代人信”。
我们这代人也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和“17年一代”不一样，我们的信仰和1980年代启蒙思想有关。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老三届，在“文革”当中是红卫兵，考入大学以后又是“新三级”（77、78、79三级）。在当下中国，这代人已成为中流砥柱，受到太多赞扬，也往往自我赞扬。
南方周末：如果说“17年一代”的理想有点盲从性，你们这代人是不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在找新的理想？
许纪霖：对。除了个别极优秀的人，“17年一代”有相当多的盲从性。我们这一代相当理性，骨子里不是特别爱钱，也不太懂生活享受，喜欢思考大问题。
我经历过“文革”的生生死死，上山下乡，再考上大学。进入大学后，同学四分之三都算“老三届”，我算班里最小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在这代人的边缘，这使我能够跳出来。
这代人也有另外一面，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不会执着于一个僵化的、固定的观念。为什么绝大部分都非常成功？一方面是时代给了很好的机会，十年空缺，前无古人，另一方面就是善于把握从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南方周末：这种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好不好？
许纪霖：它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互补，这就是这代人的复杂性。这代人确实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一些人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反思都是对别人的，很少是对自己的。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曾是红卫兵，总是觉得真理在握，使命感特强的缘故吧。
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往往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的心态。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狂妄与毛泽东时代及市场经济有关
南方周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代人的狂妄？
许纪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与毛泽东时代有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代人就是一路战斗上来的。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
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改造一切，有强烈的使命感，很少有敬畏之心，包括缺乏对道德的敬畏。总觉得有比抽象的道德更高的一些目标，比如国家富强、个人解放。这些东西属于宏大叙事，在这代人里非常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那个红色的宏大叙事，那种真理性的宣称依然存在下来，无非内容改变了而已。
1949年以前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不仅学问好，有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我们这代人开了风气，留下了启蒙的遗产，但很少有德高望重之辈。
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最重要的是革命理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运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德。冯亦代做卧底，按照儒家的私德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出卖的是个不一般的朋友。但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今天都是，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最近还在纷纷扰扰的高尔泰和萧默之争也让人遗憾。《一叶一菩提》出版以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很痛心。我现在没能力去判断谁是谁非，但我经历了“文革”，“文革”当中，为了神圣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相互厮杀，都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对方是代表了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南方周末：所以现在也不能苛责那些具体的人？
许纪霖：回过头来看，当然不想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采取控诉姿态，历史的冤结解不开，更重要是能够超脱出来，以当下来反思历史。“文革”过去这么多年，还缺乏一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反思，还纠缠在个人恩怨里面，还是很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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