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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未敢忘忧国：知识分子的60年强国梦
1977年恢复高考，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强国梦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延续。 图/CFP
编者按：
国民心灵，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自我定位。回顾60年，中国人在走过从“站起来”到“中国崛起”的心灵阶段之后，将进入怎样一个新阶段？
尤其是当国际格局已然将中国推上最前台时，当中国容纳了川震大悲奥运大喜时，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国民心态，看待世界中的我们自己？
无论是“为帝王师”，或是“德先生”、“赛先生”，或是“臭老九”，即便在当下自由主义者或新左派的论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也永远是热烈的，而且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与这个梦想相关的实践中。
这个“强国梦”，在百废待兴时，是“集体梦想”，而在极度压抑后的解放的年代，是“独立的思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90年代，“强国梦”在知识分子世俗生活的努力和挣扎里微妙地成长，而当“富强”的理想也似乎终于得以实现时，“强国梦”再次上升到更加丰富的内涵。
建国初：“一个集体梦想”
1899年12月31日夜，中国最早提出“爱国论”的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逃亡。面对太平洋，他空叹“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
他不会想到，半世纪后，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正如诗人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
整个1950年代，大批旅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回去，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截至1960年代中期，共有2500多名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科研、工业和国防等领域的骨干中坚。“‘放弃高薪和舒适生活’，这完全是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那时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和失败，而这种民族悲情也注定了那时的‘强国梦’不在于个人的意义，而更是一个集体梦想。”
据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忆，留学美国时，曾有一个美国学生当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
然而，个人成绩的领先无法让钱学森满意。1955年，早已是一流火箭专家的钱学森突破重重阻挠回到共和国。有人说他的到来让“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20年”。
同样因为“两弹一星”而被世人铭记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仅9天即决定回国，“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觉得，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国家怀有“独立、统一、富强和民主”四个理想。而此时，随着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独立与统一（大陆范围内）的理想已经实现后，“富强”理想就显得前所未有的迫切。
即便是本身在情感上与共产党并不亲近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先生，也拒绝前往台湾和香港，留在广东任教。“这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强大感召力，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对国家有认同，他们要实现的是一种公民的愿望，分享一份荣耀，这是强国梦的核心。”张颐武教授说。
“强国”的感召力如此强大，据统计，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的172人中有158人是归国学者；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有21人是归国者。“两弹元勋”邓稼先辞世后，生前好友、当时选择留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称：“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心理，和这个社会一起承担苦难才能在未来分享荣耀。”张颐武说。一百多年的贫弱落后、饱受欺凌，深重的民族悲情意识与新中国“站起来”的自豪感纠结在一起。于是，大多数此间的知识分子坚信“强国”的意义，即便有人被打成右派，也还是倔强地对新生政权保持忠贞和高度认同，对国家无限热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也要造‘两弹一星’。不能说知识分子对此没有共识，没有它你就没有国家象征。”张颐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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