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学者析中共历史上的三次危机与转机

作者：韩钢练洪洋来源：《广州日报》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1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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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危机：大饥荒（1959—1961）

　　韩教授说，经历过3年大饥荒的人都知道，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据韩钢教授所掌握的，就有二十多种说法。不管人数多少，铁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

　　吹牛并非不上税，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总理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结果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高层权力危机：毛泽东逝世（1976年）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总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此时的高层政治格局出现多派并存。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学者简介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史的论争点》等。其中，《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获中国图书奖、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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