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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不希望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病逝的消息传开后，他的学生及学界同仁纷纷表达了对这位历史学家的追思。
朱维铮曾为自己的太老师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梁启超与清学史》，作为梁启超著作的导读。他曾说，这篇文章句句都有出处、有考证。他还反复强调过评价历史人物要就历史说历史，不希望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他反对评价大师时陈义过高，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不能谬托知己。
2010年4月23日，朱维铮先生来到深圳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为同学们做讲座。
贺圣遂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一般人对朱先生有个误解，觉得朱先生对学生特别严厉，批评得特别厉害，这是他的风格。他一生给人的感觉很严厉，其实他对学生很好。他严厉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非常慈悲的心，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师母说朱先生弥留之际还念叨说，“答应你的书还没有完稿”。他就这样一个人，一生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我觉得他很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度、气魄。朱先生壮志未酬也是学术界的遗憾，朱先生一直想编一套新的中国史学史，这个题目叫中国史学的进程，是三卷本，有史学编撰史、史学思想史、中外史学交通史。但最后没有完成。我想这是一个遗憾，是我们学术界的损失。
杨志刚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朱维铮学生）
我第一次到朱老师家里是大二的时候，那个学期历史系有一门课叫史学概论，几位老师一起上。我记得那次上课，进了教室，课堂上没人，我马上到朱老师住的地方去了。后来才知道，朱老师喜欢晚上工作，通宵，天亮了才睡觉，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可能是刚睡下。后来想朱老师应该是很火的，但是他没有，他马上起床就过来了。同学们都说他两眼红红的血丝，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
以后我们就很识相了，反正上午是不会去找朱老师的，一般就中午去。我们那个时候还能够到老师的床边，在老师的卧室里面跟老师说话。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或者说是很少能够看到。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朱维铮学生）
朱老师早年立志是做土地关系史，因为他的老师是陈守实。他从1960年代开始做这个研究，他在26岁发表了《论府兵制》，这篇文章代表了朱老师这方面的自学成就。也因为这篇文章，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些老先生欣赏，所以后来他转到周予同门下做研究。在这一期间，他帮周予同先生整理了大量经学史的著作。现在大家都说朱先生是经学史大家，但经学史在1949年以后几乎成为一个绝学，1960年代大家都弃之。朱先生用了非常极端的话来形容，好像是粪便一样大家都避之不及，但朱先生说，即使是粪便也要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它到底是什么。后来我经常跟朱老师说，你看看经学现在红成这个样子，老中青，老的把它捡回来，中的又把它重新学回来，年轻的就在那边迷。而朱先生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
对象正视它。朱老师对经学史的领域有一些见解，跟周先生也有所不同。他提出“学随术变”，就是表面上的一些学说，其实是一些权谋、权术在背后有所互动，有所影响。所以他致力于做这样一些考证。
但朱先生后来从古代史转到了近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这是“文革”后他所致力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朱先生的好多著作，其实都关于近代思想史。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也是最厚的著作就是《重读近代史》，他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想法，也审视过去留下来的一些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史观。他放弃了用严密的论文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结果产生了一大批像这种散文式的文字。这些文字在《重读近代史》里面非常有意义。
比如说性情，1989年，我跟朱老师两个人骑自行车去看一个老学者。我说朱老师你大学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看另外一个老学者，都没有什么名分的。因此像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自己活得很自信，相信自己的学问是有价值的。朱老师不认为自己是一介寒士。他曾经有很高的位置，但是他在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上，一点都不觉得寒碜。像朱老师这种气概、这种精神，给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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