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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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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大学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校长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教育应该是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与其主观武断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折腾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纪元”之类豪言壮举更有利于高教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无论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但是动辄以政府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权,现在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迫使大学顺从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政界“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
 
我深信,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自我完善,也能够自我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
 
 
作者简介:
 
章开沅,历史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6年7月8日生于芜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 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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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开沅 来源:《同舟共进》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