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从信仰危机到精神走私

 

宗教与信仰的分离

 

　　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或神圣的关系。

 

　　中国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命运，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所以其信仰的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的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同时亦不以可确证神人交通的方式深究其信仰结构，而仅仅满足于敬拜、冥思、敬而远之或用之、思而修身。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如果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模式，那就不得不依赖于现实权力关系或宗教制度；与此相反，人们如果要表达个人的信仰，常常喜好出离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的宗教信仰。其中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私人信仰与制度化群体信仰的表达方式之间，本来就蕴藏着一种分合两可的双向关系。信仰是否危机？关键在于权力秩序、社会精神主体能否稳定。

 

　　“文革”之后出现的那场信仰危机，主要就是固有的权力秩序基本解构后的精神现象。权力秩序一旦改变，镶嵌在其间的信仰关系，亦随之被消解殆尽。而一旦建立了新的权力秩序，就基本等于再度建构了人们的精神归属，人的信仰又有了挂搭之处，信仰危机似能自然走出。

 

　　就此来说，当下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乃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因为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特征，其实也出自于中国当代法律对于信仰自由的制约，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定义为私人的事情。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是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现有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领域以内，无论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将是一种自由选择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间信仰的选择，中国人也同样具有相当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在底层社会，民间信仰更是活跃自由。从此而言，中国人的信仰关系很丰富、很自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那种以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为内容的信仰危机，似乎已经消逝了。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与依赖公共权力的体制宗教比较，它们能够自在随意，不拘时空，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所以，在体制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人们更愿意选择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自在。于是，能够自由选择信仰的个人，“就有可能从‘终极意义’的聚集中挑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只听从由他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偏好的引导”（托马斯·卢克曼）。个人的信仰自由，在宗教之外构成了信仰的私人化特征，从而在体制化宗教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呈现了某种分离。

 

“精神走私”般的信仰表达

 

　　中国人在此层面表现出来的神圣需求，最是丰富，也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么制度资源，不需要外在的人为组织。他们的信仰方式，自然而然，完全出自于个人需要。在特殊的时空里，具有特殊的利益诉求，面对特别的信仰对象。他们主张信仰的私人特征，干脆强调，信神不信教、拜佛不进庙，甚至类似于“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状态。

 

　　这种信仰的社会特质，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圣凡关系的表达。庶民百姓、学者、白领、富人、甚至是官员，无不对此津津乐道，投身其中。显然，这种信仰方法，采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隐私般的表达方式。神灵对自己的保佑，或许与别人没有关系，就好像人们到寺庙里烧香拜佛那样，各自买香，各自求佛，私下许愿，天机不可泄露；愿望一旦满足，各自还愿，个人的心机，个人自了。

 

　　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信仰私人化取向，还有其他许多表达方法。比如，家中过会的民间信仰，寺观之外的佛道教信仰仪式，基督宗教在活动场所之外的团契，以及各种民营企业、私人公司中的信仰活动；甚至还有不同身份的人，在自己私宅中建有神龛，把宗教神职人员请到自己的私宅之中，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信仰就不局限于神人关系的表达和交流，反而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构成，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特殊资源了。对此现象，笔者经常用一句“精神走私”来进行讨论。许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民间社会精英或宗教精英，在表达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时候，大多碍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无法公开表达，只好借助于各种非宗教的形式，私下里了却自己的心愿。公共场域之中，他们只能把信仰收藏在个人的私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