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从信仰危机到精神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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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危机

　　与30年来的信仰危机现象不一样，宗教危机的主要内涵，是人们有了信仰，却不一定要寻求与信仰有关的精神归属；人们有了宗教信仰，也不一定就信仰宗教，特别是对宗教制度所整合的信仰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和出离。这也就是欧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信仰但不归属”的问题。

　　就私人信仰的一般社会特征而言，私人信仰就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独立而自由的精神选择。它表现了中国人对个人信仰及个人信任的倚重，对制度宗教及其制度信任的一定质疑。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唯有私人的信仰才可靠。

　　加上近年来宗教界某些商业化、功利化等方面的影响，宗教权威被私人信仰方式悬置起来，人们仅仅是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以区别于对宗教信任的选择，同时也不愿意接受宗教组织规范的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其关键还是制度信任的危机。

　　人们依旧局限在熟人社会的交往关系之中，仅只是信任那种能见得着、把握住、给自己带来利益交换的私人关系、神人关系。这种仅只信任人际关系的交往方法，不得不影响到神人关系的交往，不得不左右了神人交往的社会学意义。为此，个人致富、个人奋斗，他们依赖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关系。这就造成了宗教信仰层面的身份认同危机。

　　诚然，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共同信仰的隔膜，同时也是制度信任的困难。最终是信仰强化、制度淡出、宗教弱化，独善其身的私人信仰浮上水面，阻碍了社会信仰共同体的建构。

　　这种私人化的信仰现象，就宗教的信仰关系而言，可说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是从神的信仰那里获得的一种独立、自在、个我的信仰方法，同时也是宗教权威与个人信仰自由之间的矛盾结果。它的主要特征，是信仰超越了宗教，在于对宗教体制的出离，为自己个人信仰而不选择对宗教体制的信任与依赖。这是宗教信仰，但不信仰宗教；有信仰，却无宗教约束。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仅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寄托。

　　至于私人化信仰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使其信仰能够实现其社会性表达和社会性实践。因为没有社会性的信仰，私人信仰就非常容易变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特别是在信仰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层面，信仰一旦在表达和实践层面缺乏了秩序与法制的支持，就会流失于个人私事。

　　因此，中国人之拥有私人信仰，并不见得就能实现信仰的社会共享与社会团契、信仰的规范性建构，并不见得就是宗教社会性的确认。恰好相反，它们反而可能导致信仰的公共性、社会性的严重缺乏。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信仰

　　信仰私人化的普遍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它的主要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礼仪交换、精神关怀，依旧决定于私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制度化权力与个人利益、私人信仰彼此交换、整合的结构。

　　在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之中，同样也内涵一个信仰及其信仰资源社会化的问题。个人的信仰、信仰表达的资源社会化，实质上是一个信仰表达空间如何获得的社会学问题。它与体制宗教借助于公共权力来表达自己的神圣化要求，在宗教与法制关系层面上，其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不是借助于体制宗教，而在于政治民主化的形式，进而把神圣资源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信仰者自己，那么，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就不会局限为个人私密的形式，不会把信仰视为一种现代公民的隐私了。为此，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之中，依然深藏着值得深入挖掘的社会学意义。

　　在这里，信仰的私人化即意味着信仰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亟需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如果还以为个体化只是影响某个群体，而不去全面思考它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深刻变化，并通过社会学分析把这种作用揭示出来，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就现代公民社会的认同方式来说，私人信仰依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之上，“私人的便是政治的”。因为它们在个人信仰与神圣资源的关系上面，再度展开了另一种中国式“宗教社会化”的时代主题，这就是后改革时代中国人私人“信仰社会化”的问题。

换言之，当下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如何能够自发自由地变迁为社会化的中国信仰模式，或许就是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之一了。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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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向平来源：《南风窗》发布时间：2010年0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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