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是明朝大才子徐渭？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从明朝至今一直有学者提及。

 

此说最早见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其文有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此处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时期大文豪王世贞。

 

有一种民间传说就以为，王世贞因为父报仇，著带有情色描写的《金瓶梅》，送于杀父仇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页上涂上砒霜。一向喜爱情色小说的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全书看完之后，便毒发身亡了。

 

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发表了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吴晗考证了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书中诸多内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其后，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说。鲁迅、王采石等也曾极力反对王世贞说，王世贞说随之根本动摇。

 

屠隆说是近年来论据较为有力、影响较大的另一种学说。屠隆说最早由我国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为了证明其观点，黄霖围绕屠隆说发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点理由。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

 

不久，徐朔方连续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证》等文，刘辉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学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辩论。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将《金瓶梅》列为一章，在初稿的一条脚注中，编撰人吴晓铃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但在定稿时，有人提出此说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时就把“是李开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开先”。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

 

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潘承玉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从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和深入考究小说文本两方面双管齐下开始的。从1997年起，他在内地《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等海峡两岸的期刊上陆续发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等论文，逐渐揭开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面纱。

 

潘承玉考证了大量古籍，从“绍兴老儒说”入手，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头。据潘承玉考察，明万历年间流传的各种《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学生陶望龄；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龄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龄本人不喜欢通俗文学创作，所以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极有可能就是徐渭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原稿。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的好友袁宏道到绍兴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龄为老师写的《徐文长传》，同时也看到了徐渭的遗作。随后，袁宏道连续做了3件事：也为徐渭创作了一篇《徐文长传》，文中同情“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写信向朋友盛赞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学家；写信对朋友说，《金瓶梅》“云霞满纸”，是他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小说。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没有被时代埋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龄与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根据潘承玉的对比研究，《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发展

 

几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金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吴敢教授，旗帜鲜明地评价潘承玉的徐渭说，“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高度肯定了潘承玉“徐渭说”在迄今约70种《金瓶梅》作者说中的突出地位。

 

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包括主张屠隆说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霖教授，主张王世贞说的河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许建平教授，在认真审视了“徐渭说”的论证体系后，也都在有关论著中对潘承玉的研究给予肯定。

 

不少中青年学者则以潘承玉的研究为基础，直接参加到对《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论证之中。他们相信，沿着这条学术路径走下去，一定可以彻底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

 

华裔学者胡令毅在归国研究期间，花了数年时间对《金瓶梅》作者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一文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几十年前，阿瑟·韦利凭他的直觉，曾猜测到这部小说是徐渭作的,然而大家都不以为然。时隔半世纪之久,潘先生独具慧眼，又把我们从芸芸众生中带回到了这位‘绍兴老儒’的身边。潘先生的杰出贡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此为前提，他分析提出，小说塑造的西门庆形象及其兴衰故事，背后有徐渭幕主胡宗宪的影子，《金瓶梅》是一部将《水浒传》原有的主人公形象、事迹，与绍兴老儒徐渭的幕主胡宗宪之个人、家庭、事业及风流韵事融为一体，并以其女人为中心的带有一定真实色彩的传记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可以找到原型。

 

2007年，胡令毅又发表《论温秀才》一文，进一步分析小说所写西门府的“西宾”人物温秀才，和作为门客的徐渭本人在籍贯、相貌以及性格行状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同或相似之处，“以为徐渭作《金瓶梅》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黄霖曾经发现，《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出自《山中一夕话》（即《开卷一笑》），而此书卷首的参订、校阅者，一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衲道人、屠隆，据此，黄霖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这是他提出《金瓶梅》作者屠隆说的重要证据之一。潘承玉在研究中同样提出了“兰陵笑笑生”与死后葬在“兰亭山”的“天池生”徐渭的紧密关系，提出徐渭生前行文做书常以两个“一笑”或者“笑笑”的象声词“呵呵”结尾，徐渭还写到“终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邢慧玲受此启发，对“笑笑先生”与屠隆的同一性进行了反驳。她对《山中一夕话》的序言和卷首署名方式进行重新考察，发现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与屠隆并非同一人，《山中一夕话》的编者只能是笑笑先生；她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与《山中一夕话》相互雷同的笑话，证明徐渭其实就是《山中一夕话》的编者。

 

邢慧玲发表在2006年第2期《明清小说研究》上的这个考证发现，很大程度上抽掉了屠隆说的基石，更使潘承玉提出的“兰陵笑笑生”与徐渭的对应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

 

2009年初，由吴敢教授主持的《徐州工程学院学报》金学专栏又发表了来自西南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王停军、李俊瑶的一篇论文。该文“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追溯了陶望龄和明万历间《金瓶梅》抄本拥有者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等的关系，以及其间存在于陶望龄身上的种种反常现象，提出作为徐渭遗著的整理者，陶望龄在《金瓶梅》抄本传播过程中的“欲盖弥彰，正暴露了他在最初抄本流传过程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潘承玉向记者出示了上海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全亮刚寄来的一份请求指导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补证》的学位论文提纲。全亮表示，“《金瓶梅》是千载难遇的奇书”，一定要利用学位论文的写作，进一步加强《金瓶梅》和《徐渭集》的文本互证，“为徐谓说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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