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之问：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

 

钱学森先生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问题即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原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今却成了“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不能划等号。简言之，“杰出人才”未必就能被称为“大师”。举个例子说，钱钟书在1933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之时，已是才华横溢，他以“中书君”之名发表过不少书评，包括对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提出批评，可以说是“杰出人才”，却不能说是什么“大师”。他的《谈艺录》之初稿完成于1942年，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完成于1946年，他的《管锥篇》初稿完成于1975年。取得这些沉甸甸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成果，固然离不开他在学生时代打下的扎实基础，却更得益于他日后的深入研究和刻苦磨砺。在这些成果尚未摆在世人面前之时，恐怕也很难被人称之为“大师”。

 

《南方周末》刊载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解读“钱学森之问”的文章，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他提供的答案，按我的理解，主要是大学的衙门化，或者叫做大学的行政化——“权力通吃”，有权的就有地位、就有金钱，就有学术，就有尊严，于是行政权力就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正在甚至已经缺失。“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教育体制上这种弊端难辞其咎。朱清时是局内人，他的这番话可谓切中肯綮。然而，如果将“培养不出大师”的病灶归结于此，恐怕就有失偏颇。无论是大学衙门化还是大学行政化，都是被“官本位”所“化”成的，这种“官本位”几乎无处不在，教育机构有，科研机构有，学术团体也有。光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而不触动别的什么体制，恐怕也不解决问题。

 

其实，提出“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本身就囿于与体制相关的特定的框框或特定的思维模式。

 

大师不是培养的。打个比方说，园林树木，你可以说是园丁栽培的，参天拔地的千年老树，你也能说是园丁载培的吗？“培养”云云，对于人才的成长，有其必不可少的作用，基础打得好的，日后方有可能成为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功不可没。然而，人们往往忽略，“培养”也有其负面效应，被培养者很难突破培养者的框框，很难摆脱培养者的窠穴。大师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造就的。大师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为公众所认可的。堪称大师的人，可能受过正规的教育，也可能未曾受过正规的教育，却有其共同之处：他们都不会轻言放弃，总是孜孜不倦地从书本与实践中汲取养分以不断地充实自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们都不会轻信盲从，总是不甘于跪倒在经典与权威面前，敢于质疑经典，挑战权威，提出自己的见解。包括教育体制在内的体制的改革，可以为大师的脱颖而出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却并不意味着什么人或什么机构就能够培养大师。

 

假如大师可以培养，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个问题：谁来认定大师？让有关学术团体的专家们来认定（评审）大师吗？那么，这些学术团体的专家们首先就得具有比大师更高的学术水平，至少自己首先就得是大师，而且，只要学术团体本身受制于某种行政权力，学术团体的专家们认定的大师，就很有可能是具有相当行政权力的人，像朱清时先生说的那样，如今连教授以至于院士的称号，也会被行政领导轻易获得。让有关行政机构的官员们来认定（审批）大师吗？那么，这些行政机构的官员们也须先去获得大师的称号，而且，他们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是非标准，认定的大师必定先得符合他们的口味。如此，这种包括评审与审批在内的认定，就会显得相当滑稽而荒唐。如此认定的大师，既囿于一个定的框子，也就怎么也“大”不起来。真正具有大师水准的，或是因为无人慧眼识珠，或是因为本人退避三舍，反倒默默无闻，说不谁还会被当作异端打入另册。

 

试想，曹雪芹在世之时，大概是没有人会把他当作大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