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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才是硬道理——谈谈深圳、重庆模式
汪洋的思想解放与温总理的深圳讲话
看出“深圳模式”（或者“广东模式”）这一致命弱点的显然有很多人，否则，三年前来到广东执政的汪洋书记，就不会一到广州就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汪洋书记看到了广东的困境，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汪洋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龙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想解放依然是风声大雨点小。
另外一位看到“深圳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并站出来呼吁的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在特区建立30年之际来到深圳，提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提出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之后又在连续七次的讲话中促进政改、提倡普世价值。可惜的是，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民间，反映并不热烈。最后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我看到有一些知识分子竟然这样评价温总的讲话：这个时候高谈阔论政治体制改革，谈普世价值，谈民主自由与法治，有什么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普通人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拆迁自焚屡次发生、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等等，你不来解决，却奢谈普世价值？怎么能指望人家来呼应你？
呜呼哀哉！殊不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是靠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靠回归到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又如何奢望某个领导人来施行仁政？希望某种在这个种变态与滞后的政治文化与思想框架下的修修补补来解决问题？
“深圳模式”以致“中国模式”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些人就认为这种模式错了，应该改弦易辙，这个没错，错在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学习世界先进模式学错了，而不是因为我们恰恰放弃了最应该学习的那部分造成的。
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多次，已经说累了。中国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促进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后，就被叫停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几乎全盘地吸收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后来又照搬过来市场经济，只要“发展”就好，只要“高效率”就要，这也没有什么错，“高效率的发展”无可非议，它让中国富强了，让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
然而，在引进世界各国先进的经济模式与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摒弃了与此相伴相生的先进的思想与普适的价值观。什么自由民主与人权，我们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却只把资产阶级剥削人的方法，自由得允许权钱交易的市场单方面引进过来。绝对的权力加上绝对的自由市场，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绝对的权力在绝对的自由市场里享受到全世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及的“超级自由”，一种损害民众人权，剥夺广大民众民主与自由权力的那种极少数人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深圳模式”的失败之处。
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么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如果说学习西方造成了贫富差距，你看看西方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的贫富差距更大？如果说，社会不公正是自由市场与普世价值造成的，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比你我生存的社会滋生了更多的不公？如果说，经济高速发展就造成了高房价与民众看不起病，我忍不住又要弱弱地告诉你：知道我每年去澳洲几次干吗？我是去免费看病与买有政府补贴的药品的。因为我的收入不高，在那个国家，穷人看病是不要钱，买药有补助的，与此相反的是，大富大贵的人，以及工资收入较高的公务人员则需要掏自己的腰包看病买药……
你想要社会公平，你想要公平正义，想要活得有尊严，有一条可走，就是用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缺了一条腿的“深圳模式”（以致推而广之的“中国模式”），可这条路涉及到彻底的思想解放，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并不好走，于是一些人转而寻求“重庆模式”。
重庆的经济改革值得鼓励，政治模式则是一种倒退！
重庆的薄熙来同志针对“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得到一些学者肯定，应该说，从单纯的经济发展与只讲究效率，到重视公平，关注民生，应该是一种进步，值得鼓励。可有一些“重庆模式”的支持者就此借机诋毁“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不顾历史事实了，请问，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发展，重庆用什么来关注民生？有些人不是至今都认为毛泽东是关注民生的吗，那么，毛时代的普通民众有几个是有隔夜粮与多余存款的？饿死几千万人不正是发生毛氏高唱与民同甘共苦的时代？
重庆因地制宜重视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值得鼓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在一个老工业区的直辖市进行的，有专家认为，重庆“新经济政策”是靠政府“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支撑的，以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产业大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需要雄厚的资金。重庆模式是否能够持续是个问题，要推广到全国，就更成问题了。
还有重庆学者指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和推广到全国，主要是因为重庆有薄熙来书记和市长黄奇帆这样的强势人物相互配合，新政是在绝对权威之下推动的。“唱红打黑”不是这个模式的附属物，而是灵魂与主导，没有“唱红打黑”，那些经济政策也难以实行。曾应邀去过重庆三次的司马平帮先生认为重庆是“强人政治”，有了强人才能带动人民做事情。薄熙来崇拜毛泽东，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而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司马平帮）
说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重庆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也是“重庆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别于“深圳模式”的。而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讲，“重庆模式”中的唱红打黑，以及薄书记的一系列做法，确实是文革毛泽东时代的缩小版。然而，迄今为止，“重庆模式”却在山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毛的文革却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原因何在？很简单，第一，“发展是硬道理”给中国以及重庆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否则，你何来廉租房与全民医保？鄙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庆，用什么来关注民生？其次，是重庆的规模，大家不要忘记，类似于重庆的模式在“南街村”与“大寨”这种地方都取得过局部的成功。但如果要推广到全国，绝对是天大的灾难。
有人说，现在同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我们国家富裕了，如果再来一次人为的平均主义，来一次强权下的“公平正义”，以及绝对权力主导下的“改善民生”，普通民众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不错，1949年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全民公有制确实让普通民众享受了几天“当家做主”的滋味，但后来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呼吁公平正义，都急于缩小贫富差距，但用什么方式方法，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手段与政策的问题。是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办法，还是用倒退的办法，这也不是重庆或者深圳等某个地方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重庆模式”从政治与思想层面来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倒退，而它的迷惑性就在于这种政治上的倒退同经济上的一些得民心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让很多人迷糊了。
各位，历史上由皇帝老爷与掌握绝对权威的人布施仁政并在一个时期以及某个地区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事件，多如牛毛，结果只不过是你的祖先被一次又一次玩弄而已，中国也始终没有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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