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两银子把宰相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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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与载垣、端华、肃顺等几位亲近大臣逃往承德。而在京师，以咸丰帝弟弟奕为首的大臣暗中与慈禧、慈安太后勾结，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咸丰帝的承德势力和奕、慈禧的北京势力之间的斗争很是激烈，互有胜负。

当时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年方五岁。肃顺力劝他效仿汉武帝“钩弋故事”，处死慈禧。咸丰帝没有采纳。次年七月十六日，31岁的咸丰帝病重，弥留之际立载淳为太子，同时封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赞襄国事。

未想，九月，奕与慈禧经过密谋，发动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肃顺、载垣、端华三人逮系。十月六日，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押往菜市口处斩。慈禧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掌控大权，这就是辛酉政变。

因为肃顺曾劝咸丰帝效仿汉武帝处死慈禧，慈禧对肃顺、载垣、端华一派深怀仇恨。为进一步打击政敌势力，她决心对他们承办的戊午科场案进行翻案。十一月，慈禧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给刑部下谕说，从前载垣、端华审理的科场案，“未能得情法之平”，他们“任意周纳，藉惩私忿”，特让刑部“分别情罪，详细注明，以昭平允”。

谕旨一下，当即就有不少人响应。首先是御史任兆坚于十二月九日呈奏，称“柏葰之死，情罪未明，请旨昭雪”，并列出了三条意见证明柏葰之死是一个大冤案：

一、柏葰犯罪的证据不足。柏葰本人一向谨慎持重，不会做出如此浅薄的科场舞弊，而且其仆从靳祥早死狱中，最可信证人已死，很难说明柏葰的罪行。

二、此案系载垣、肃顺等人挟私报复。柏葰正直公道，嫉恶如仇，载垣等人“意在揽权，多方罗织”，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三、咸丰帝本人并不想杀柏葰。他曾说“情有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反而是肃顺等人抓住皇上痛恨科举舞弊的心理，激怒圣上，才促成了柏葰之死。

最后，这位御史又重申，要对主考官柏葰加恩昭雪，以扫清载垣、肃顺等奸佞势力的影响，开辟新政。

慈禧自然对这一奏折褒奖有加，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陈奏柏葰实属冤死。慈禧见时机一到，又下懿旨，着礼部、刑部会同详勘，秉公具奏。

刑部、礼部奉旨重新审查该案，查了几遍，案件证据确凿，情节清晰，没有发现疑点。但若就此上奏，肯定不合慈禧心意，经过反复商议，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两部官员终于呈交了一份奏折。呈折说，柏葰的确有舞弊之事，但按律不至于被处斩，载垣、肃顺等人有挟私报复的成分，他们夸大其辞，小题大做，激怒皇帝下令处斩。至于具体孰是孰非，还是请皇上和太后裁定。

正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旨，给此案最终定案。谕旨说：当今我朝两太后垂帘听政，新帝刚立，以宽大公平治国。柏葰一案经反复查证，说柏葰无罪甚至请求为他昭雪确为不当。但承审此案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律中无有“听从嘱托”罪，就妄议定拟，比照“交通嘱托”罪拟斩。核其情节，尚不至此，实由肃顺等与柏葰平日有仇，故擅作威福，又见圣上痛恨科场舞弊，特以重典相欺，导致柏葰遭罹大辟。圣上有“不禁垂泣”之语，正见不忍处斩柏葰。柏葰诚朴谨慎，虽置重典，我朝仍应法外施仁，赐柏葰儿子、候选员外郎钟濂为四品官。

至此，慈禧关于戊午科场案的翻案风波也宣告终结。戊午科场大案也最终盖棺论定，真正沉寂下来。

顺天戊午科场案持续一年有余。这场大案是明清科场舞弊案的最高峰，一代“宰相”柏葰成为刀下之鬼，也成为科举史上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职位最高者。这场大案，严惩了一大批参与舞弊的考官和士子，令人风声鹤唳、如履薄冰，之后的数十年里，科场舞弊明显减少。《清史稿》载：“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

柏葰身为一品大员，从官32载，持重老成，忠厚谨慎又不失勤恳，深得皇帝器重，不可能为了16两银子铤而走险，但他置身条子横飞、贿买肆虐、恬不为怪的环境里，很难保持清醒。正如他在供认为何收受银子时说：“向系如此，随即收下。”柏葰是罪有应得，但又是社会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当一个社会面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甚至以违法为荣时，这个社会必然混乱不堪、公正沦丧。一旦法律成为空文、违法成为勇敢者借以自豪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失足。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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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如果石絮来源：《百家讲坛》（红版）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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