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与载垣、端华、肃顺等几位亲近大臣逃往承德。而在京师,以咸丰帝弟弟奕为首的大臣暗中与慈禧、慈安太后勾结,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咸丰帝的承德势力和奕、慈禧的北京势力之间的斗争很是激烈,互有胜负。
当时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年方五岁。肃顺力劝他效仿汉武帝“钩弋故事”,处死慈禧。咸丰帝没有采纳。次年七月十六日,31岁的咸丰帝病重,弥留之际立载淳为太子,同时封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赞襄国事。
未想,九月,奕与慈禧经过密谋,发动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肃顺、载垣、端华三人逮系。十月六日,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押往菜市口处斩。慈禧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掌控大权,这就是辛酉政变。
因为肃顺曾劝咸丰帝效仿汉武帝处死慈禧,慈禧对肃顺、载垣、端华一派深怀仇恨。为进一步打击政敌势力,她决心对他们承办的戊午科场案进行翻案。十一月,慈禧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给刑部下谕说,从前载垣、端华审理的科场案,“未能得情法之平”,他们“任意周纳,藉惩私忿”,特让刑部“分别情罪,详细注明,以昭平允”。
谕旨一下,当即就有不少人响应。首先是御史任兆坚于十二月九日呈奏,称“柏葰之死,情罪未明,请旨昭雪”,并列出了三条意见证明柏葰之死是一个大冤案:
一、柏葰犯罪的证据不足。柏葰本人一向谨慎持重,不会做出如此浅薄的科场舞弊,而且其仆从靳祥早死狱中,最可信证人已死,很难说明柏葰的罪行。
二、此案系载垣、肃顺等人挟私报复。柏葰正直公道,嫉恶如仇,载垣等人“意在揽权,多方罗织”,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三、咸丰帝本人并不想杀柏葰。他曾说“情有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反而是肃顺等人抓住皇上痛恨科举舞弊的心理,激怒圣上,才促成了柏葰之死。
最后,这位御史又重申,要对主考官柏葰加恩昭雪,以扫清载垣、肃顺等奸佞势力的影响,开辟新政。
慈禧自然对这一奏折褒奖有加,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陈奏柏葰实属冤死。慈禧见时机一到,又下懿旨,着礼部、刑部会同详勘,秉公具奏。
刑部、礼部奉旨重新审查该案,查了几遍,案件证据确凿,情节清晰,没有发现疑点。但若就此上奏,肯定不合慈禧心意,经过反复商议,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两部官员终于呈交了一份奏折。呈折说,柏葰的确有舞弊之事,但按律不至于被处斩,载垣、肃顺等人有挟私报复的成分,他们夸大其辞,小题大做,激怒皇帝下令处斩。至于具体孰是孰非,还是请皇上和太后裁定。
正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旨,给此案最终定案。谕旨说:当今我朝两太后垂帘听政,新帝刚立,以宽大公平治国。柏葰一案经反复查证,说柏葰无罪甚至请求为他昭雪确为不当。但承审此案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律中无有“听从嘱托”罪,就妄议定拟,比照“交通嘱托”罪拟斩。核其情节,尚不至此,实由肃顺等与柏葰平日有仇,故擅作威福,又见圣上痛恨科场舞弊,特以重典相欺,导致柏葰遭罹大辟。圣上有“不禁垂泣”之语,正见不忍处斩柏葰。柏葰诚朴谨慎,虽置重典,我朝仍应法外施仁,赐柏葰儿子、候选员外郎钟濂为四品官。
至此,慈禧关于戊午科场案的翻案风波也宣告终结。戊午科场大案也最终盖棺论定,真正沉寂下来。
顺天戊午科场案持续一年有余。这场大案是明清科场舞弊案的最高峰,一代“宰相”柏葰成为刀下之鬼,也成为科举史上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职位最高者。这场大案,严惩了一大批参与舞弊的考官和士子,令人风声鹤唳、如履薄冰,之后的数十年里,科场舞弊明显减少。《清史稿》载:“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
柏葰身为一品大员,从官32载,持重老成,忠厚谨慎又不失勤恳,深得皇帝器重,不可能为了16两银子铤而走险,但他置身条子横飞、贿买肆虐、恬不为怪的环境里,很难保持清醒。正如他在供认为何收受银子时说:“向系如此,随即收下。”柏葰是罪有应得,但又是社会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当一个社会面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甚至以违法为荣时,这个社会必然混乱不堪、公正沦丧。一旦法律成为空文、违法成为勇敢者借以自豪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失足。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