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向左，明治往右

 

学习篇：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光绪与明治，两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6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内阁学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侍郎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此外，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封建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赋多方面的教育，并在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竞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光绪十一年，15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其仁爱之心可见一斑。他还在一首叫《围炉》的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自己身处炉火通红的皇宫，还能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殊为不易。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明治侍讲，向他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

 

但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而明治14岁即位时，面对的同样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光绪与明治成长之路的差别。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封建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封建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具备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而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学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封建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明治对西方文明的领悟和接受速度是惊人的。从他倡导对日本旧生活方式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运动上，也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开明。他颁布《断发脱刀令》，果敢地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

 

光绪对西方科技并非没有了解，他对西方文化和生活的强烈好奇并不逊于明治。幼年时他就极为喜爱西洋玩具，像西洋钟表、火轮车、留声机都令他爱不释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满皇宫。潜移默化，光绪从喜爱西洋玩具发展到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他先进科技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听说世界上竟有一种能以雷电般的速度一刹那间将信息发送出去的机器时，他怦然心动，立即下令替他搞套收发电报的设备，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没多久，全国就用上了电报。

 

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1854年，目睹中国鸦片战争的惨败，日本举国震惊，中国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幕府末期的改革派佐久间象山振臂一呼，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成为明治改革以至长远立国的基本方针，具体到文化教育上就是从培养“和洋汉才”急转到“和魂洋才”。

 

按照象山的理解，洋学仍被限定在科技范围，采用西洋技术的目的，在于维护、加强日本的政教。这种见解与中国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致力于国家富强求变的幕末志士们更乐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注重有效性、实用性。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样评价改革派武士：“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

 

尤其在幕末思想文化的冲突转变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被仁人志士们接受后，不断得到突破和修改，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已把学习西方从科技扩大到适宜操作的制度、法律方面。“东洋道德”的含义被缩小了，“西洋艺术”的范围被扩大了。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封建正统的地位。所谓中学、西学之争，其实争的是清统治集团背后的现实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强国的策略。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不同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绪和明治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治国眼光。光绪与明治的视野、见识之间的差距，在中、日分别组织的两次出国考察中也暴露无遗。

 

1887年7月24日，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光绪钦定傅云龙等12人分赴欧洲、亚洲、南北美洲游历考察。但由于动机不明、立意不高，光绪仅要求游历官员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由于考察目的仅仅是“详细记载，以备查考”，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明确意图，这次轰动一时的派遣游历竟成为一次华丽的走秀。而这批宝贵的人才也被置之一旁，很少被重用，这次游历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戛然而止。

 

而与此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明治政府的各部要员几乎全体出动。明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各种制度。日本政府和全社会对此极为重视和支持，拟定了详细的考察大纲，明确分工，太政大臣在给使节团送行时甚至悲壮地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这次游历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近代化是普适于世界各国的唯一道路，无所谓是东方或西方的专利。尽管各国自有特色，但这条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还有与其相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和明治的认识水平也许都达不到这么深远的程度。但客观的现实却是，清代的满洲贵族和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就像大海里的无数礁石，光绪驾着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穿行，稍不留心就会触礁沉没；脱胎换骨的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明治下定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像光绪那样遭到密如星斗般暗礁、险石的阻吓。

 

用人篇：秀才幻想与武士实干

 

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导集团的群体智慧和主导力量至关重要。光绪和明治领导集团的悬殊实力、识见本领，直接导致了中、日两国变法的不同命运。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一伙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既“迂”又“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又“博”。光绪集团闭门造车，进行的是一场纸上变革，明治政府则大张旗鼓地除旧布新，以催枯拉朽的气势推动了一场革命。

 

光绪变法的精神教主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虽博通经史，但其理论近于空想。他有书生的激情，却没有为政的沉稳。他急功近利、虚荣自负、遇事偏激，虽敢于挺身国难却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不善权变通融，做事往往过于理想，当时代需要他担起扭转乾坤的大任时，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这些都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礁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