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向左，明治往右

 

 

翻开一部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主导改革的武士阶层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他们以对上影响天皇、对下动员全民的积极姿态，把明治维新变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

 

“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明治倚重的“维新三杰”都是极具胆略和丰富实践的政治家，他们在推翻封建幕府的“开港倒幕”、“王政复古”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建立了崇高的威信，为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立国目标和基本方针。他们目光远大、学识广博、知行合一，远非光绪集团那些来自书斋、边学边干的改良派们可比。  

 

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务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而日本“近代实业界日本之父”涩泽荣一更是弃官从商，以身作则，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鄙视商人的旧风气，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思想，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这种“异体同心”的领导集团自然能使明治推选的政治主张顺利进行。

 

而中国清政府即使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过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发表述评说：“在大清国，没有任何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访问过欧洲。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循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这些人到了国外后，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大浪淘沙，风云际会，天地同在，机遇同在。中、日两国维新变法的悲喜殊途，非关天时，实由人力。不管这些看法是否过于苛责、片面，都无法掩盖中国维新派与日本维新派在实际才干上的巨大差距。

 

结局篇：民族之父与瀛台之囚

 

“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明治的成长适应了改革派的意愿，他对维新事业表示了极大的认同，认为“卿等所言极是”。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明治天皇井井有条地推动国家变革，而光绪的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维新派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的物质待遇，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戊戌变法后期，光绪皇帝天真、鲁莽的政治异动，尤其是在人事变动中的冲动决策，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线。

 

变法维新，首在得人才。变法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任命一批懂西学的维新通达之才参与新政，以免重新走上洋务运动的旧路。可是在变法开始的时候，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已经被慈禧太后收回，光绪的人事任免权十分有限。

 

既然人才过少，本应爱惜。但受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年轻的光绪皇帝求治心切。他太过苛求，不通变达，更多的是看到自己倚重的大臣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对他们百般不满。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每天被召见的枢臣动辄遭到谴责。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屡受到斥责，醉心新政的光绪帝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他太想杀一儆百，树立自己的权威了。

 

实际上，历史舞台留给光绪的空间实在太小。大清日暮途穷，他乱世为帝已然不易，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如此霸道强势的慈禧，他注定只能当傀儡。明治政府通过倒幕运动夺取了实权，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君臣协力，上下齐心，这是光绪所望尘莫及的。

 

结果可想而知，明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改革使日本结束了江户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枷锁，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发展道路。明治维新因其在日本史上的重大意义而彪炳史册，明治也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而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各项变法措施被废除，光绪被囚禁于瀛台，变成“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囚徒，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

 

光绪向左，明治往右。两位皇帝身后留下了两个国家的兴衰成败。然而如果天假以年，他们能得以继续旁观自己国家后来上演的悲喜大剧，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