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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爱知识分子，更爱阉割知识分子
爱学习，更爱把学习变成禁锢
“东汉功臣多近儒”，这是一个很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地方。这主要得力于光武帝本人的极力推动—光武帝每到一处，首要任务就是访儒问雅；对儒学教育的关心也是前代帝王所罕见的，在兴建太学、优待学者、修订典籍等方面的力度，也许只有狂热的儒家原教旨信徒王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效果自然也是显著的：光武帝时期，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惊人；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史所罕见。
因为光武帝的提倡，整个东汉一朝的学习风气极盛。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太学和郡国官学所得到的空前发展自不必说，东汉的私学也是极为繁盛。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几代人专门攻研一部经书的士大夫家族，这些家族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譬如：讲授《尚书》的曹曾，“门徒三千人”；讲授《公羊严氏春秋》的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讲授《严氏春秋》的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去世时，“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讲授《颜氏春秋》的张玄，“著录千余人”；学通《五经》的蔡玄，“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即便到了汉末乱世，民众深陷颠沛流离，讲授《春秋左氏》的颍容避难荆州，竟还能“聚徒千余人”。
整个社会看起来处于一种极度好学的气氛之中。但是，这种气氛，其实透露着难以描述的诡异—这场贯穿了整个东汉王朝的“全民爱学习”运动，是以学习被迷信化了的谶纬儒学为前提的。换言之，这场“全民爱学习运动”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人才，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
这一负面影响，具体说来，可粗略总结如下：
其一，儒生迅速方士化。
刘秀统治末年把谶纬提升到类似“国教”的地位，促使谶纬成为儒生们的必修内容，进而导致东汉社会出现大批方士化的儒生。
《河》、《洛》、风角杂书等，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谶纬迷信书籍。任安、景鸾这些儒家学者，将大量的精力耗费在这些无益之学上，直接造就了“东汉全民爱学习，但全民啥也没学到”的荒诞现实。
其二，迷信学说直接进入国家教育正规内容。
由于刘秀大力倡导谶纬，谶纬对东汉经学的扭曲性影响极大。而且，随着方士化儒生的增加，对谶纬的传授就成了东汉学术最重要的特色。在当时，谶纬不仅在太学和郡、县学中传授，甚至连民间创办的私学中，传授谶纬也非常盛行。譬如：南阳学者樊英，本来学的是儒家《易学》，后来又学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居之后，广收门徒，“以图纬教授”。最可悲的是，如果不教授“谶纬之学”，往往很难收到学徒。
其三，学阀大量出现，甚至演变成军阀。
西汉学者所传弟子不多，从《史记》、《汉书》各自的《儒林传》中可以获得证实。东汉的学者们，门下弟子动辄以千计，多至万余。弟子如此之多，又转相传授，以至于有入门数年未得见其师者。郑玄在马融门下多年，即未曾得到机会见到马融。
到东汉中后期，许多学者已然演变成为有权威的学阀，希声附光者日益增多。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之所以株连如此之广，正是因为朝廷和宦官集团所面对的是一个个的学阀集团，而不像西汉时期，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儒家知识分子。这种情势，决定了朝廷和宦官肯定会对学阀集团采取株连政策，由此也就造就了党锢之祸。
最严重者，则是学阀终于演变成了军阀。最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西汉时为太子舍人，其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做过郡太守、司空、司徒。此后，袁家子孙均为东汉显官。袁绍曾任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至董卓之乱，袁氏家族旧有的学阀资源，遂成为其蜕变为军阀的最重要的凭藉。正如黄仁宇所说：“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而这一创举的源头，正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
其四，谶纬之说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当中永肃不清的流毒。
光武帝将谶纬提升到国教高度，给后世的政治游戏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汉末，谶纬之风渐弱，当局不断禁谶。如三国时曹魏政权“科禁内学、兵书”，所谓“内书”，就是谶纬之书；晋武帝司马炎“禁星气谶纬之学”；隋“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然而，时至今日，谶纬之说仍流毒未消，甚至“伟大革命领袖”亦不能逃脱“谶纬之说”的编排。
结 语
儒家政治理想堕落的线索
不同的帝王，不同的时代，关注的则始终是同一个命题：“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如何解决，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何在。”
命题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国家的存在，是谓“治统”，知识分子所系的，乃是“道统”。“治统”的合法性，必须依靠“道统”的认可。而“道统”能否发挥这种“认证”作用，则取决于其对“治统”的监督能力的强弱。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悲观的：“道统”终究不敌“治统”。
光武帝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被按照相同的规格（谶纬化、方士化）批量制造的时代；批量制造“知识分子”的时代，恰恰是没有“知识分子”的时代。所以，吕思勉先生所言极是：“自东汉至今两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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