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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欲映射下的国运：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
一
1796年2月9日， 86岁老迈高龄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宝”国玺，亲授给匍匐在地的颙琰。颙琰毕恭毕敬地接过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这一刻起，乾隆成为“太上皇”，38岁的颙琰正式成为新的皇帝。
乾隆在禅位诏书里明确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这是大清唯一的禅位仪式，也是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毋庸置疑，大清进入了崭新的嘉庆时代。
而这一年，创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的两届总统任期也即将结束，人民苦苦挽留这位伟大的总统继续竞选连任，而华盛顿则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在美国首任总统这个职位上，他如履薄冰，殚精竭虑。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充满荆棘的道路，一旦失败，就会成为人类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类追求自由的信心也将受到重创。因此尽管美国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做出限制，而且为美国独立做出的巨大贡献，足以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留在这一权力宝座上，但他谢绝各方拥护和要求，他不愿给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至今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
华盛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回归平民。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赠送给他价值五万美元的股票，可他转身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一所财政困难的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而在大清国最高权力宝座上的嘉庆皇帝，很快就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二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可乾隆在传位谕令中含糊其辞地表示：“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虽然已经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乾隆仍然以“朕”自称，颁旨仍称“敕旨”，也没有移居到“归政”后专门用来养老的宁寿宫，而是仍然稳居养心殿。而嘉庆皇帝只能称“嗣皇帝”，在皇子居所毓庆宫里待着。或者在乾隆眼里，已经老大不小的嘉庆还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难以让人放心。所以，乾隆虽然已经归政，却并不打算真的放手不管归隐林泉。这年初五举行的千叟宴上，他吟诗道：“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在外人眼里，他也许有贪恋权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
嘉庆这才明白，他除了接过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什么也没捞着，一应军国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辞劳苦的“躬亲指教”下战战兢兢地小心办理
中国式政治的特色就在于圆融通达，乾隆深谙其中精髓，这才搞了个幕后遥控。嘉庆虽荣登大宝，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然归政的太上皇。
三
尽管老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然而权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权力，“老人治国”带来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动荡。
其时正值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各地水深火热，官逼民反，无业之民纷纷起义响应，势遂大炽。当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自我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劳簿上时，大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国内潜伏着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国际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日益昏聩的乾隆继续“乾纲独揽”，任凭宠臣和珅乘机舞弄权柄，专断六部，祸国殃民。
就在乾隆以老迈之躯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时，华盛顿却以坚定的意志又一次经受住了权欲的考验。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华盛顿竞选总统，他再次坚决拒绝。他在致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的信中说：“一旦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聩无知的老糊涂。”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乾隆“圣躬不豫”，终于一病不起。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这里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预示着他对权力的最后依恋，他似乎因未能举行“九旬万寿庆典”而遗憾。第二天，乾隆病情加剧，终于“驾崩”。
就在大清举国为乾隆的逝世而披麻戴孝的同时，无数的美国人也在为他们失去伟人华盛顿而悲痛欲绝。1799年12月14日晚，华盛顿去世。尽管他一再叮嘱死后葬礼不要过分，但所有的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
东西方这两位巨人几乎同时倒了下去，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却是如此天壤之别。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乾隆与华盛顿相差何止万里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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