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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真的客观吗？——与叶永烈先生商榷
至于文稿是经过钱同意的一说，叶先生的分析就更加随心所欲了。他说，如果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经过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不知为什么，叶先生的这两个如果排除了最大的一个如果，即Z君的说法，钱学森是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的。叶先生用Z君“不想再说”无法核对直接绕过了这个可能。显然，叶先生对Z君的这个说法不予采信。但是，按常理而论，报纸要发表署名文章，能不给被署名者看一看吗？如果钱学森不同意，《中国青年报》胆敢发表吗？另一方面，至少从叶文中，人们看不到钱学森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理由。说到底，这篇文章并没有歪曲钱先生的原意。钱先生的理论可以用来论证十年农业发展纲要的“高产”，为什么不可以拿来论证当年的高产呢？据叶文介绍，钱先生直到1993年还坚持高产理论的，他为什么要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呢？叶先生不仅假定钱先生不同意这篇文章，而且还为他设想了几种没有对它“说什么”的原由。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叶先生的大胆推测，读者在叶文中并没有看到钱学森先生本人对此文的排斥性意见。
钱学森到底有没有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任何企图绕过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对读者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因为如果有看过，那就是钱学森的文章，谁写的就都无所谓了，叶文接下去的话也就全都白说了。既没有写稿编辑的事，更没有《中国青年报》的事。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不搞清楚，是绝对不能说“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搞清”，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青年报》的。那样的话，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了。
叶先生还进一步下结论说：“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脚了。该文既然以钱学森先生名字发表，而且叶永烈自己也说，在他的两个“如果”中，钱先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而据叶文介绍，毛泽东曾经亲口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钱先生知道有这篇文章，又没有做到两个“应当”，怎么能说“与钱先生无关”呢？何况还存在一种叶先生只字不提的可能度极高的情况，那就是，钱先生是看过并且同意发表的，那更是应该“文责自负”，有直接责任了。无论哪种情况，叶先生的“应当说”，都是不应当说的。
叶先生不采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钱学森和此文的关系，但他没有达到，因为他的分析没有说服力。
至于在第二点客观评价中，还提到钱先生在1958年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仍然据叶文介绍，钱先生在1956年就开始研究农业高产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写过6篇文章，在会议发言恐怕难以计数，直到1993年还坚持他的科学理论，甚至说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既然“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说他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谈话、文章都是表态、应景，恐怕是难以服众的。表态、应景云云，隐含着钱学森是违背本意委屈相从，但又何至于文章一发就达六篇之多，乐此不疲？这种说法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钱先生的名誉，其实是对钱先生尊严的伤害，想来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先生本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叶永烈观点三：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叶先生的这种表述，恐怕很少有人能表示不同意。尤其说钱学森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我虽不知这种说法的出处，但我完全同意叶先生的痛斥。不过，这个评价不能回答一个更加务实的问题，钱学森和当年的浮夸风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特别是毛泽东说“上了科学家的当”，叶文没有揭示它的内幕真相。其实这个历史悬案更加重要。
从叶文我们知道，毛泽东是看过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叶文详细介绍了走访李锐的情况。李锐回忆两次和毛泽东的谈话，都说到毛泽东说“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但是，叶先生述而不评，强调李锐的说法是孤证，不予采信。在第三点客观评价中避而不谈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的判断，代之以推手、“元凶”的极端说法，这样否定批驳当然容易得多了。
这里还要提醒叶先生，对证据的取舍最好采用一致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李锐的话是孤证，那么尹传红的话更是孤证，他甚至不是亲历者。以之为立论作文的基础，要冒极大的失真的风险。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叶先生，他原原本本地介绍了李锐的话和文字，给读者留下自行判断的空间。恕我直言，仅就叶文所披露的材料而言，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李锐的话。我相信在当时的时空氛围中，钱学森的文章确实影响过毛泽东。但也不宜过度高估它的作用，至于上当云云，恐怕还得另说。
叶文为了论证钱学森的文章和高产卫星无关，除了把《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切割给《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之外，对于其他三篇论高产的文章，与放“卫星”无关的理由是，它们都写在《人民日报》报道放“卫星”之前。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逻辑。文章写在放“卫星”之后还可以说只是事后论证，写在放“卫星”之前，岂不真的是浮夸风的推手了吗？在另外一篇肯定是钱学森本人“捉刀”的《可以实现的理想》中，钱明明白白地说：“一亩稻、麦地的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正如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科学家想到了，“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计算是无误的。这卫星能不上天吗？
如果说我原来对此事不甚了了，那么看过叶文后，我倒是坚定地认为，钱学森的几篇文章确实与大跃进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吴晓波说“欠一个道歉”，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沿着叶先生指引的路，我竟然走进了完全不同的房间，真是一次奇怪的体验。其实，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为之开脱，还不如探讨当年为什么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卷进热昏的潮流中，更加有历史警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叶永烈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十分喜爱他的作品，看过他公开出版的除科普作品以外的所有著作。但是我是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因为我知道，严谨考证不是叶先生的强项。而“万斤亩”公案的问题，既涉及堪称伟大的科学家，又关乎共和国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是恰恰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我从内心希望叶先生的结论能够成立，只是希望证据更加扎实，论述更加严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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