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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公民社会，人的尊严与价值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实现
很有权威性的中国史书多年来一直持有这个论断：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真是不切实际的美好描绘啊！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新技术、新发明在欧洲促成了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其中人的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同时认知水平的提升和人的个性发展又影响到社会未来的发展，当然这一切都得力于他们的商业文明所提炼出来的理性思维。而拥有“四大发明”权的中国，为什么截止鸦片战争都没有产生像欧洲一样的社会进步呢？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来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牢不可破，再加上与之相配套的专制主义文化深入人心，冰封大地，万物沉寂，近代人文主义思潮，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新的国家制度就难在这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产生了。
有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性结构”，原因是：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政治是大一统观念，思想是宗法一体化与儒家正统学说，在社会的演变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结构不断进行调解，以达到相互适应状态，来维持原有的稳定。当西方人携枪炮打开大门之后，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破坏，新思想传播，知识分子渐渐觉醒要求改变社会，民族危机阶级矛盾加深加剧，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最终两千多年腐朽的皇权制度在风雨飘摇中没落、崩溃。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势介入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断裂，中国就不可能从“超稳定结构”中走出来。令人惊奇的是，社会起了变化，“臣民”一词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中国人的臣民意识——依附性、奴性、虚妄性等——还严重地存在，并一直延续下去。这说明中国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更具有顽强的力量。因此，要消除人们的臣民意识，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启蒙教育运动，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
任何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或多或少有一些缝隙供自由的空气流通。1840年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断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有谋略的人顺势而动，革命风暴让这块古老的大地天翻地覆，终于千年帝治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从苏俄引进来的党治。屈指一算，按信史，由商朝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社会长达3500年专制统治（其实专制统治并没有结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臣民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臣民，这是否与“四大文明古国”的美誉相称呢？
皇帝没了踪影，庞大的利益集团开起了大店。被“吃人”、“酱缸”“厚黑”文化熏染了的中国人，迷惘地从帝治的破车上下来，又迷惘地爬上了党治的车子，回首一瞧，阿Q还是阿Q，闰土还是闰土。在民众看来，这犹如屠夫杀猪，不过改变了巧门而已，原先在脖子上割，现在轮到屁股上。这局面，可急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人士，他们奋力呐喊，试图把麻木的人们从沉睡的状态中惊醒，爆发一场千年未有的大蜕变，就像猴子进化到人一样，由奴才变主人！然而，不管东西南北风，民众还是稳睡“铁屋子”，他们似乎吃了定心丸，决心要把它坐穿。
曾几何时，一个美丽的词语突然映入公众的视野，“人民”粉墨登场了。其实“人民”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如《管子·七法》中就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的句子，据一些学者讲它泛指人生；《周礼·官记·大司徒》中也有这个词的记载，“掌建邦之生地之图，舆其人民之数”，显然，这里的“人民”与“臣民”“平民”、“庶民”没有什么区别。在东风吹战鼓擂，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的时代，“人民”一词被我们用得差点就能超过吃饭的频率。“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医院”……就是说各行各业前都得加上“人民”二字，以宣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没了版税有了工资的文人，笔下剧烈地抖动起“人民”的字眼，比赛着给“人民”唱赞歌。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而抄家和逮捕的作家路翎曾写过剧本《人民万岁》，被林彪、“四人帮”反反复复围攻、诬陷、迫害的大诗人郭小川曾写过《人民万岁》的诗歌；在北京的龙脉天安门城楼上珍藏着画家刘宇一的大型油画《人民万岁》；男高音歌唱家吕继宏出入央视高唱《人民万岁》歌……即使犯了什么罪，脱离人民范畴，写个检查书也要强调一下“人民”，如费孝通的《向人民伏罪》，黄琪翔的《请求人民的宽恕》，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等文章，就是借“人民”的光环向党赎罪，向领袖赎罪。更为有意思的是党内欺压民众，败坏社会风气的高官倒台，党报居然刊发题名为《人民万岁》的社论，让人大为疑惑，似乎这些人是“人民”揪出来的。
“人民”如影随形如此神圣，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民”呢？
《新华词典》这样解释：“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显然，这个解释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时指出：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矛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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