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组——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党组织

　　1944年，十九岁的我正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读三年级，其时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变，政治空气沉寂已久的联大校园也变得越来越不平静。这年3月，国民党政府因畏惧青年学生的“五四”革命精神，宣布将黄花岗起义纪念日（3月29日）改定为青年节，同学们闻讯后极其愤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在地下党授意下，联大历史系会于5月3日晚在新校舍南区10号大教室举办“五四”座谈会。大教室挤得满满地，连窗外都站满了人，气氛空前热烈。5月8日晚，中文系又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办文艺晚会，这是联大师生第一次在这块草坪上举行的群众集会，到会人数约300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0%，甚至一些外校学生和昆明市民也赶来参加。此间，联大新校舍民主墙的壁报也活跃起来，每天课前课后总是观者如潮。纪念活动整整持续了一周，我自始至终都参加了这些活动，感到深受教育和鼓舞，也更加激励了我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的热情。

 

　　联大“五四”纪念周活动揭开了新的民主运动高潮的序幕，此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呈不断高涨之势。而这一序幕发端于联大亦非偶然。战时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继承并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的传统，这是吸引全国青年学子前来就读的重要因素之一。学生们多数来自沦陷区，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其中又有一些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人数虽少，且处于隐蔽状态，却是这一爱国群体的核心力量。那时同学们爱国报国心切，眼看着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和政治腐败，无不心急如焚。大家痛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制度，憧憬着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于是，在地下党的艰苦努力下，学生中进步力量得以日益扩大。1944年秋，我参加了女同学中一个秘密读书小组，这时，地下党油印的《新华社通讯》等刊物开始在女同学中传看，我从进步同学陈雪君手里得到这些刊物，常和她、马岱华等同学在宿舍或新校舍后面的小虹山上阅读讨论。这些秘密的甚至是神秘的活动使我异常兴奋和激动，然而我并不满足，因为我更希望能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但是，我怎样才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已升入四年级。1945年3月，陈雪君突然通知我说校外有几位“先生”要约我谈话，时间定在3月8日下午，地点在文林街的一家茶馆。文林街即联大女生宿舍所在的这条街，当年开有好几家茶馆，来客几乎全是联大学生。这里清静无扰，少了一份井市喧嚣却多出一份时代气息。同学们喜欢在这儿看书，又能泡上一杯茶，是可以替代图书馆的好地方；一些进步同学选择茶馆“碰头”、“交友”，讨论工作，有时还打打扑克作掩护，我对这次“茶馆谈话”的重要性当然心知肚明，心情既激动又紧张。那天下午我随雪君如约来到这家店面不大却很明亮洁净的茶馆，但见临街一张方桌已经坐着三个人，见我们进来都站了起来。三位先生年龄均在30岁上下，都是高个子，其中一位身高接近1米90，带深度近视眼镜，神情严肃；第二位身材消瘦，两眼透露着睿智和深沉；第三位显得敦厚斯文，也带着眼镜。从外貌和气质似能看出，他们和我平时相处的那些同学大不一样，显得稳重老练的多。经雪君介绍，这三位先生分别是王时风、钱闻和王士新。我很拘谨、腼腆地傍着雪君坐下。记得那天谈话的气氛非常严肃，主谈者是王时风，他问我一些理论或时政方面的问题时就想老师面试学生一样。虽然我要求进步的热情很高，但毕竟理论书籍看得少，回答问题也显得紧张和幼稚。谈话最终以时风同志提出要借给我一些书籍结束。这就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和地下党接触的难忘经历，也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四年时间里，我的命运便紧紧地和地下党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在其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愿望，并对这几位地下党员的活动情况及工作特点有所间接或直接的了解。

 

　　那天“茶馆谈话”时所见王时风等三人，是1944年秋在昆明新组建的一个地下党组织——“文化小组”的成员，除这三人外，其成员还有李南江和汤德明。有趣的是，我后来还惊异地发现，李南江竟是早在六年前我即已熟识并称之为“南江先生”的一位“大朋友”。这要从我八年前那次难忘的逃难经历说起。

 

　　1937年夏，我刚从南京鼓楼小学毕业，时逢抗战全面爆发。为躲避侵略者蹂躏，我随外祖父母、母亲等一家九口人于当年8月离开岌岌可危的首都南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途径苏、皖、赣、鄂、湘、贵等省，历时九个多月，终于在1938年5月到达大后方昆明。沿途中我们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轰炸、盗贼的攻击、崎岖山路的险恶、疾病的袭扰和饥馑的困窘，真可谓历经艰难险阻和吃尽千辛万苦。一路上亲眼目睹了被敌机炸毁的城镇废墟，乡村中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和田间面黄肌瘦、牛马般劳作的农夫，还有到处可见的衣衫褴褛的乞丐……，那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惨景，给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小女孩活生生地上了一课：原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如此多灾多难和贫穷落后啊！出于热爱祖国、仇恨侵略者的爱恨交织心理的驱使，我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我决定记下这段经历，用我的笔赞美祖国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同时写出普通中国人面临强敌不甘屈辱的精神和遭受的苦难。抵昆两个月后，我开始动笔，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于1939年完稿。当时，为准备升学，我在益世报社办的补习学校上课，正巧报社有两位年轻记者从老师那儿获悉我写书的事后，便找到我家里来采访交谈，这两个记者中有一位便是李南江。他们看了书稿后决定为我联系出版。先是请著名女作家冰心先生作序，序言开篇首语写道：“南江先生将小岵女士所作的《小难民自述》带来我看，叫我作序，我在俗事匆忙中看了两遍，觉得很愿意写几个字。”后又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题写了书名。这本以“小岵”为笔名的《小难民自述》终于在194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正式出版。“南江先生”当时大约二十四、五岁，热情开朗，总是面带亲切的微笑。他的社交范围很广，不少作家、教授、甚至宗教界人士他都熟识，只是我的这本小书出版后他却不见了。没想到时隔七八年又在昆明见到了他，原来他在益世报社工作时的真实身份是以记者职业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而我写的这本小书竟得到地下党同志的热心相助，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