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组——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党组织

 

 

　　“文化小组”负责人王时风，时为中共南方局派在云南的地下交通员，直接由南方局领导，在昆明则与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单线领导。时风是江苏金坛人，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7年3月加入共产党，其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初期，曾在湖南中苏文协及翦伯赞先生处工作过，后辗转于川、黔、滇等地，四十年代初在桂林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他和王士新、钱闻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钱闻，两人是金坛同乡，少时同在金坛县中读书，上大学后，王去了北京，钱则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每逢假期回乡，俩人总是将家乡的年青人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一二·九”运动时，钱闻与李锐、潘乃斌等发动组织了武汉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并于1938年初加入共产党，后派回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乐山武汉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乐山县委委员。1940年7月，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武大抓捕进步学生，钱闻险遭逮捕，在群众掩护下转移后辗转来到桂林与王时风会合，并一直在其领导下工作。1944年秋，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节节败退，两人遂先后离开桂林来到昆明。

 

　　自1939年冬至1943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愈益严重。为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党的工作方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再次强调实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性。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党员要在社会上生根、交朋友、学习，巧妙地实施党的政策来为党工作；大后方一般党员与干部，要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交朋友为中心任务。南方局要求每个党员都要有社会职业，要学好功课或职业技能，以及在条件许可下努力学好时事、政治和党的知识；要精通自己的业务；要广交朋友，深入调查研究。这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即著名的“三勤”政策。

 

　　时风等人来昆后，想方设法自谋职业。在当时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的国统区，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钱闻抵昆不久即在昆华高级工业学校谋得国文教员一职，教两个班国文。后又通过友人林其英在“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国际援华组织。）谋得一职，便把昆华工校的一班国文课让给时风，并让出学校一间宿舍，自己住到了“工合”。王士新时任云南纺织厂人事科长，李南江则是南菁中学教员。他们遵照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局面很快便打开了。

 

　　文化小组的主要工作对象之一是联大的一批进步青年，与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人也关系密切。按分工钱闻后来与我联系更多些，约谈地点有时在翠湖畔他的“工合”宿舍楼里，有时在他姐姐家。他姐夫高允升是联大附中劳作教员，家住学校附近的教工宿舍，亦是小组成员常碰头之处。谈话内容主要是介绍理论书籍和分析时政。记得他给我看过的书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其的《大众哲学》；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作品。读完一本书要有心得体会，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再请教。钱闻他们比我们年长不少，读书很多，知识广博，看问题深刻敏锐。相处熟了，对他们的感觉早已不限于初识时的严肃认真，更多的是平易温和，亦师亦兄。从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他们也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被称为“先生”。为了区别两位“王先生”，我们叫王时风“大王先生”，王士新“二王先生”，那时在联大，老师是被尊称为“先生”的。随着时局的发展，联大学运开展得很活跃，成立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我和陈雪君、马岱华、黄帷新等人是最早加入这一秘密组织的一批女生，与文化小组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1945年底，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爆发。其间，王时风和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联系频繁。据郑回忆，昆明市学生罢课联合会在运动中发表的第一个重要宣言《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由联大第一党支部书记袁永熙等写出交给他后，“正巧南方交通员王时风来找我，我同他一起商量进行修改。他的意见是既要态度鲜明，又要考虑到策略性。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好……”（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后因运动不断深入扩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省工委急需向上级请示汇报，以便完全理解上级精神，把各种问题处理得当，又派王时风前去重庆向南方局报告请示。这段时间，我和钱闻正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参加运动情况已在《风雨同舟在春城》（见本报2008年12月24日）一文中详介，此不赘言。

 

　　“游击办报”是小组的一项特色工作。所谓“游击”，意指以当时公开出版的多种报纸杂志为阵地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时风、南江和钱闻都是长于这种游击战的“枪手”。我知道时风和钱闻的杂文都写得非常好，文笔锋利辛辣，战斗力强，风格颇似鲁迅杂文。文章常以不同笔名发表在《文汇报》、《云南日报》、《正义报》、《昆明新报》、《学生生活》、《民主周刊》等刊物。我曾是联大女同学会壁报《南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稿件来源除女同学们自己投稿外，还常向时风、钱闻约稿，请他们写社论、评论。记得钱闻给我们写过一篇《哭七七》，写得好极了，刊出后很有影响。可惜这些稿件用后即处理掉，没有保存下来。1946年上半年，地下党组织和民青决定办一份《妇女旬刊》，每十天出一期，当时我已在联大附中教书，组织上通知我参加办刊工作，我也常向时风、钱闻约稿，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我再按时到允升家取他们写好的稿子。尤其是钱闻，在《南苑》和《妇女旬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无论是在编辑思想、内容形式还是版面安排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