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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小组——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党组织
联系联大教授是文化小组工作的重中之重。时风和钱闻与闻一多、吴晗、华罗庚等先生都以“交友”方式有着联系，特别是与华罗庚先生过从甚密。华先生也是金坛人，与时风是表亲，早年在金坛县中时曾是钱闻的数学老师。“一二·九”运动中，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华先生参加示威游行、掩护进步学生，还在假期回乡与钱闻、时风等人一起举办读书会和补习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华先生是个极重乡情友情的人，其时在联大，时风和钱闻便自然成为党组织和华先生的主要联系人，常到他家与其促膝谈心，论人议政，谈笑风生，使得他那间陋室生辉。华先生于1946年3月至5月接受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地下党组织对此十分重视。华回国后，钱闻先写了一则短讯发表在6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后又以记者采访形式写了一篇《华罗庚教授谈苏联》的报道，在1946年6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文中对苏联战后新的五年计划的宏伟实施，科学、文化、教育的兴旺景象以及五一节游行阅兵盛况等情况作了确切、概要的介绍。随后，党组织又精心安排华罗庚在大操场上公开为广大师生作访苏报告，在那特务活动猖獗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华先生勇敢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后又将他写的日记——《访苏三月记》在1947年的《时与文》第14至17期上发表出来。有段时间华先生曾起念去延安，时风以他腿疾不便为由劝他继续搞研究工作，说黑暗总有一天会过去，将来数学对国家会有用的。1946年下半年华先生去了美国，时风仍与他保持通信联系，通报国内时局的变化情况。
文化小组的交友范围还扩展到联大以外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当时昆明知识界和民主人士经常举办一些时事座谈会或专题讨论会，宋云彬先生在1945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记载：
林涧青主编之《青年生活》将复刊，特发起在北门书店开一座谈会，时间下午七时，以《中原》第三期所载《方生未死之间》一文为讨论中心到有曾昭伦、楚图南、光未然、刘执之、李公朴、钱闻及林涧青，余也参加……”（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参加这类活动是文化小组交友的又一种方式。日记中所记北门书店是李公朴寓居昆明时开在青云街上的一家书店，座谈会讨论的《方生未死之间》，是一篇剖析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症结和探索其历史根源的长达数万字的议论文，在当时国统区知识界引起普遍反响。文章作者于潮，后来才知道就是乔冠华。日记中的曾昭伦、楚图南、光未然、李公朴等人，与王时风和钱闻都熟识，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昆明青云街头的李公朴先生，我更是常听他们说起。
钱闻还和宋云彬、曹朴（曹伯韩）、孙起孟等人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高中进修国文选》。宋、曹、孙均为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先生是著名文史学者、作家、编辑；曹先生是语言学家；孙先生于1945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在昆明创办了进修出版教育社。宋先生在1945年3月6日至6月29日的日记中，共有9处记载了与孙、曹、钱多次商谈编写教科书的原则、宗旨、体例、经费出版和分工等事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紧张忙碌的程度及钱闻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高中进修国文选》的特色在于不仅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而且紧扣时代，突出思想性和政治性，使二者紧密结合，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大胆创新。而教材本身，也成为文化小组在国统区贯彻“三勤”政策，并与爱国民主人士并肩战斗的一个有力佐证。教材出版后在昆明的中学、师范学校广泛使用，影响很大。例如，教材中选用于潮的议论文《方生未死之间》、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等作品都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对青年学生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和启迪作用。《队长骑马去了》的作者蓝天，原名王名衡，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燕京大学学生，后到延安并参加共产党。这首长诗创作于延安并广为传诵，后又流传到国统区，分别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刊和茅盾主编的《文艺战士》上，被公认为抗战以来的一首好诗。但由于热情歌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一位英雄——队长，并控诉杀害英雄的“奸人”，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将这首诗公开选入中学教材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高中进修国文选》不仅选用了，而且还配上钱闻所写的“文话”（课文释义），以其优美壮怀的文字予以深析解读，使整篇课文蕴含着革命与战斗的情愫。教材出版后，钱闻在昆明师院附中教高中国文时就使用这本教材，在课堂上讲授和朗诵这首诗，使学生们深为感动和振奋。以至几十年后，已是两鬓斑白的学生们仍然记得他们的钱老师讲解《队长骑马去了》的情景，耳边还萦绕着他朗诵这首诗时那充满激情的高亢声音。
1946年下半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已复员北上，大批民主人士也离开昆明，文化小组的使命遂告结束，小组成员分散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勤恳敬业，埋头工作，坦荡淡定地走过几十年风雨路。王时风、王士新和钱闻几位老朋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也从未中断过。从那时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小组成员多已相继离世。当年，文化小组因处在地下而鲜为人知。正如联大校友，曾任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马识途在其《且说西南联大精神》一文中谈及联大地下党活动情况时所说：“这似乎是大家介绍西南联大所少提到的，大概由于当时我们处于地下状态，许多情况不为大家所了解之故……（《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70周年纪念特辑》，第5页，2007年10月）”。斯言诚哉！这话我是深能理解并有体会的。文化小组的同志在革命胜利前舍身忘我地为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生前都未能留下较完整的回忆文字。回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也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总想着为这些曾在第二条战线上出生入死战斗过的普通共产党人写下点什么，以使其不为人所知的业绩不至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但囿于我所知不全且浮于表面，以上叙述肯定是不完整的。但我明白，比叙述本身更清楚、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和幸福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艰难、漫长的历程中，这些无名战士的事迹是不该被活着的人们遗忘的。
（作者：江苏省教育厅离休干部，85岁）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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