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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是谁：毛泽东为何称他为“顶头上司”？
谈到这时，张申府已不再拘谨，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画着，说到得意时，颇有点眉飞色舞、前俯后仰的样子。他纵情谈论着，陶醉在金色的回忆中。你想不到，90高龄的老人还有那种神态。
“您的这些经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忆感染了，打动了，我真诚地对张申府先生说，“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您应当好好整理整理。”
张申府听罢，斜视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和毛泽东相识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张申府接着对我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他和毛泽东是那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刊报纸等。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是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张申府说，毛泽东不忘旧交，他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泽东把刚写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在汉口工作。
我看到张申府拿出当年毛泽东寄给他的一本尚未装订的，用几张大印刷纸折叠成册的《论持久战》，繁体字，竖排版。书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书里还夹着一封毛泽东给张申府的信，现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历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这时，张申府向我大谈罗素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谈中他毫不掩饰对罗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说他在这些大学授课，一大重点就是讲述罗素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我先是在武汉，后来在重庆……”
“以后周恩来和您还有联系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张申府连声说，“周恩来没有忘记我。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清华大学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生活无着落。1938年我去武汉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时，生活仍然紧张，工作经费也有困难。当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有意照顾我，还给我写了信。”
说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着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现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长（陈诚）两信，均经批回，其要点为：
一、每月所需经费，由渝经理分处按月照规定支付；
二、迁移费发五百元；
三、张委员至各处一行，旅费照发。
根据此批，我已令总厅会计室照办。经费自7月份起，月发一千元，在此处领七八两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领，请向总务厅直接接洽。迁移费亦照领。旅费俟兄规定行程后再领。
此复，即致
敬礼！周恩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这封信，张申府对我说，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意。接着，张申府又拿出周恩来的一封信给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颂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来 邓颖超 哀 启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22页）
张申府还告诉我，1940年在重庆，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蒋在会上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不久，他的参政员被除名，接着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被取消，薪金没有了。生活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时，周恩来出面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给他50块钱，以接济生活。
以后，周恩来又托徐冰给他送来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张申府感慨地说：“周总理没有忘记我……”他慢慢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
想到多年来张申府已淡出公众的视野，我想起了“声明”的事，不禁问道：“听说您建国前在民盟时有个什么‘声明’吧？”
我尽力不动声色，想说的含糊点，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张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
“唔！”张申府局促不安地缩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颜，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那是我一时弄岔了，过去的事了……喝茶……”他脸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这个问题要就此打住。
“您这样高寿，很懂养生之道吧，生活规律，锻炼身体？”我这样对他说，想借此摆脱我陷入的窘境。
“谈不上什么养生之道。”张申府说，“我不大锻炼身体，就是公园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每天还要看6份报纸。要说养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达些……”
在张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谈中，我却感到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伤感。
“建国后，您还继续学术研究吧？”我说。
“是啊！”张申府宽慰地说，“我的工作，还有住房都是周总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做些翻译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来我没有发表过文章……”
“平时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两个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门。图书馆的领导对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没受什么冲击，大概是‘四人帮’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问。
张申府说：“这些年，和我来往比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这时，张申府的老伴又一次进到客厅给我们两人倒茶，她说这些年来，张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们两人谈得来，每年他们都要见面几次，前几个月，也就是这年春节他们还见面长谈了一次。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申府喉咙哽塞地说：“我还可以，就是刘清扬遭大罪了！”
说这话时，淡淡相思写在张申府的脸上，我知道刘清扬是他早年的战友、伴侣，后来分开了，就请他多说两句。
“唉，”张申府叹口气说，“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周总理很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把她关押了八九年，在监狱里搓煤球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刘清扬得到平反，我在她灵前做了一副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
这副挽联反映了张申府对刘清扬的眷恋和他内心的伤痛。看着张申府喟然而叹的样子，我不敢问他和刘清扬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问题了。
这时，张申府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窗外，阳光已渐渐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着他的额头、鬓角，端详着岁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迹……
沉思了一会儿，张申府对我说：现在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只是我体弱多病，不便参加会议，也无精力看许多会议文件了……
临别前，我拿出相机，说希望给他和夫人拍个纪念照，张申府高兴地叫老伴坐到他身边，由我拍了几张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请他的夫人给我和张申府拍几张纪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样子，大概是累了，我们已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到了他家吃晚饭的时间，我便向他告辞。张申府起身送我，蹒跚地走到门槛前，还说了句客气话：
“走好啊……”
告辞张申府出来后，我走在他家那条僻静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灯把街边的树木变成奇形怪状的图案洒在路面上，晚风迎面吹来还有些寒意。人生际遇的感慨悄然袭上心头：人生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当年在欧洲有同样的追求，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行动的几个热血青年，张申府、周恩来、朱德，30年后，其中一个成为几亿人口大国的开国总理，闻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个则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元帅，声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而那位在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同工作过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动了全世界。
张申府先生呢，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张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未完待续）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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