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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遇罗克:怜悯那些出身论信奉者

作者:遇罗文 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6日 点击数: ( 字体: )

 
  “6月12 日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1月27日 读完《论语译注》。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中学文革报》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说干就干,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读者,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吗?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像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五七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再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
 
  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
 
  哥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他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的名言:“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哥哥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我们看到孙中山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陌生,一时还不能理解,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
 
  事业未竟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摘自《我家》 作者: 遇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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